收藏三萬多種活體植物的保種中心、近千尊神像的齊聚之地、全球首座烏龜保種基地，很難想像這些都出自台灣博物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李家維之手，他不僅創造享譽國際的學術成就，更擁有精彩豐富的人生經歷。《我的神鬼人生：在深夜的山谷裡，遇見一位博物學家》這本書，就是記錄他的生命故事及學思歷程。

在澎湖生長、被海洋啟蒙的李家維，走上了熱愛自然的生物學者之路。他是個科學頑童，也是個奇異博士，他是植物戀人，也是生態復育的舵手，還是收藏玩家和搜神使者，更曾經在山路中車禍翻落至溪谷，在等待救援的32小時中，經歷如夢般的人生場景。這多重的身分與角色，各有動人故事，也為讀者打開了另一個思考的「平行時空」。

李家維追求生物「多樣性」所呈現的世界，而他本身也活出「多樣性」的人生。本書打破單一線性敘述，以第一人稱的小說筆法，再現李家維的個人生命經驗，透過虛實交錯的敘事，讓讀者隨著他穿梭時空與天地間，清楚看見一位科學家的研究精神及博物興趣，以及對於生命的實踐、省思與熱愛。這是一位台灣學者與世界對話的動人情書，也是地球公民關愛大地、自然與生命的永恆告白。

以下摘自本書部分篇章：

一座真正的科學博物館

我試著站起身來，扶著山壁環顧四周，與其說這是一座山谷，不如說這是一個山壑或是山溝，即使是一個身體健全、毫髮無傷的人，沒有工具幾乎也很難徒手離開這裡。我趁著日照充足的時刻，檢查了自己全身上下，看起來沒有明顯的外傷，右眼上方的傷口也不再流血了。午後的山區，經過一整個白天的日光照射，整個空間的濕氣也沒有那麼重了，興許是光線帶來的安全感，靠在一顆大石頭上，不去看那台已經嚴重變形的轎車，突然有一種只是來登山健行暫時在山谷休憩的錯覺。

整座山谷的空間配置，就像是一座真正自然的科學博物館，我相信有上千個物種，包括我，就在這方圓一百公尺裡，自成一個「當下的生態」，生態的本質就是流變、興衰與生滅。有時候我也會想，人類將自然收納進博物館裡展示，是不是也是一種囚禁或斷裂？此刻的我，不就正是一種最好的「展示」與「觀看」，成為那「博物」中的其中一個物。

我再度回想起漢寶德，他本身是個建築師，自然科學並非所長，但是他喜歡博物館，明白地說，更喜歡的是文物館。他喜歡古董，他寫書、練字，基本上就是個文人，並不是大家一般定義下的科學家的典範，但是他知道什麼東西是好，什麼東西是美，同時也願意突破重重限制去追求那個好與那個美。我喜歡科博館，想來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喜歡漢寶德這個人。

另外，世界上也很少有一個地方，像科博館那樣，可以把那麼多不同學術領域的人聚集在一起，有植物學家、動物學家、真菌學家、人類學家、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還有專研科學教育傳播及展示設計的研究員，這與一般我們想像中封閉式的學術體制完全不一樣。所謂「博物」，重點也許正在那個「博」字。「物」本身是中性的，但有了「博」的觀念，就打開了人們觀看世界的方式，從最微觀的到最巨觀的，都源自於人們對於「博」的某種偏執。

我擔任副館長的時候就跟漢寶德談，台中科博館該有抱負成為亞洲最重要的自然博物館，但庫房裡頭沒有多少標本，都是在台灣採的，不然就是國際上買的。研究人員要展現他的實力、建立他的學術地位，都是要自己第一手去採集到這些標本。我說，至少我們可以到東南亞、到中國大陸去採集，這都是必要做的事情。現實的狀況既然是政府不鼓勵，我們就自己來設個基金會吧！

我從朋友口袋掏錢的本領就是那時候練就的。那時候我有兩個類型的朋友，一群住在台中，一群住在新竹。例如賴正鎰，他每天早上光著腳在科博館的庭院跑步，我認得了他，幾次聊天，他一再強調科博館對台中多麼重要，我見機不可失，順著他的話就說，你既然有此感念，我們最近要成立一個自然科學博物館基金會，不如你來當我們的董事，先捐個一百萬吧。另外一個募款來源是扶輪社，當年我是拿著國際扶輪基金的錢去美國念書的，所以我給自己一個原則，就是扶輪社的邀約絕不拒絕。因緣際會，台中市的扶輪社邀請我去演講，認識了當地企業界的領袖，我也很明確地邀請他們捐錢加入董事會。

另外一群人就是新竹科學園區的科技新貴。印象深刻的是蔡力行，那時候他是台積電某個廠的廠長吧，他說很樂意捐錢，而且可以再找幾個人贊助，後來他介紹了台積電的副董事長曾繁城。印象中在台中募了七百萬，新竹科學園區募了三百萬，基金會很快成立了，兩岸合作和國際交流就此展開。

錢的事好解決，政治情勢卻是無法掌控，一九九五年閏八月，兩岸關係緊張得不得了。我們等到台海危機稍微緩和的空檔，就開始如火如荼地策劃了一檔來自上海博物館的青銅器展。但是當時大陸的文物怎麼運到台灣來，中間的保險，還有他們的工作人員怎麼申請入境等，都無成功的前例可循，開幕時程遲遲無法確認，總之就是一道道的難關在面前，整個活動好像少了一位「關鍵人物」。

我在辦公室裡喝著茶想，最終還是秉持著「直接敲門」的哲學，直接打電話給總統府的秘書長蔣彥士。那個時代談事情總要先有一層關係，推演了一下我們之間可能認識哪些人，沒想太多我就撥電話給他，電話接通先喊了聲「蔣伯伯」，其實我們壓根也沒見過面。不過並不是要來攀親帶故，我把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以及可能產生的意義，在電話中簡要地跟蔣伯伯說明。電話另一頭的他，停頓了一下說，我可以做什麼事情啊？我說，蔣伯伯你就答應來科博館主持這個兩岸破冰的展覽開幕式就好。結果他答應了，之後所有的難關迎刃而解。

辦完上海博物館青銅器展之後我就想，該換我們到大陸去辦展覽了。大陸有它豐富的文物資源，但相對而言，台灣有對自然物的新創詮釋，以及時代先端的展覽方式，我們不只應該推出展覽到中國大陸，而且該是巡迴展，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這樣一來，科博館在對岸的影響力就可以逐步累積起來。

我找了展示組的研究人員一起討論，打算從「鯨豚巡迴展」的概念開始，做為海洋世界最大的生物，這個展覽很有台灣的海島特色。在很短的時間裡，我們就把整個方案定下來，推出一套可以快速拆解，而且是一個很壯觀的展覽。我說，我們第一次到大陸去，就該用一個很不一樣的出場方式，讓大家震撼。

鯨豚展當然需要在空中懸掛一條巨大的鯨魚，最好是虎鯨，黑白對比、壯碩無比，那就得思考怎麼把這個模型運過去，又怎麼製作。鯨豚的骨骼是必要的，鯨豚的知識也必須是生動的。除了傳統的面板之外，可以有一些電腦遊戲，而且要有一堆的觸控裝置。在那個時候，台灣才剛剛接觸到觸控式的電腦，動態學習相關的知識，這種互動裝置對全世界來說都是很新鮮的嘗試。兩岸的政治情勢也有了微妙的變化，雙方急著破冰，得到從政府到民間的支持。首站有了上海完美的演出，引起相當大的迴響，接著到杭州、北京和天津等地巡迴展出了近三年。

自此，台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大陸各省的博物館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往來互動友善，我們的研究人員經常被邀請去演講。回想起來，那真是一個奇妙的年代，兩岸政治局勢瞬息萬變，但好像只要我們保持自己的信念，總是能夠超越政治，完成一些看起來不可能完成的事。

（本文摘自《我的神鬼人生：在深夜的山谷裡，遇見一位博物學家》，由遠流出版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