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後全球化時代，當地緣政治、經濟金融、權力關係發生鉅變，在全新的多極平衡態勢中，我們應該如何重新定位、找到21世紀的生存之道？
瑞士信貸投資長麥可‧歐蘇利文（Michael O’Sullivan）在《多極世界衝擊》這本書中，結合經濟學、政治學、金融學與地緣政治學的角度，探討正在形成的多極平衡狀態，而這些發展正在導致國際典範的轉移。他認為這個世界正進入一個轉型階段，過去全球化所帶來的一致性現象將轉變為多元化發展，普世價值被打破，新的政治型態與政黨將興起，我們將進入一個「平衡」的階段。
歐蘇利文不僅描述整個世界「天翻地覆」的樣子，更為我們指出未來的方向，提出一套具體的整體預測與實際解決方案。他帶領讀者重新思考國際組織的消亡、中央銀行權力的崛起、基因工程的法律問題、無形基礎建設在促進經濟成長的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等議題，梳理這些新趨勢背後的深刻意義，值得大家一起來思索。
國際組織的未來
國際關係的發展將往其他方向前進，我們可以從世界秩序中新起的聯盟與可能形成的分類預見未來。這些可能的分類包括以強極為中心的圈子、野心勃勃又焦慮不已的中型國家，還有民主先進的小國所組成的聯盟。對世界許多地區而言，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的角色及影響力正快速減少，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至少是將自身重新定位為G20的智囊團，保有了影響力。亞洲財富增加，所以世界銀行現在重心放在非洲，而歐元區危機則削弱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影響力，貿易爭端（例如鋼鐵關稅）則顯現出，世界貿易組織影響力已經不足。
對世界上許多地區而言，而且可能對強極而言，那些二十世紀建立的組織，像是聯合國、世界銀行與世界貿易組織，都已經失效。強極可能傾向自行解決爭端，而不是向日益分歧的聯合國安理會求助。
隨著多極世界不斷成長並取代今日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因應二十世紀的世界所演化而生的組織可能將因過時而遭淘汰。有幾個新興的趨勢，可能導致了世界銀行及聯合國等組織淪為過時組織。最顯著的趨勢是，這些組織成立當時所要解決的問題，諸如貧窮、發展計畫資金及經濟發展，都已經改善許多，成為比較在地化的問題，而且在許多案例中，各個政府更關注這些問題。第二個趨勢是，在這個多極世界裡，各個極點比較傾向國家之間自行解決問題，貿易就是一個例子；地緣政治則是另一個例子，例如北韓外交政策議題就比較可能是由美國及中國兩個強極協商解決。
如果將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貿易組織也想像成一家家公司，這些公司大概早已經一敗塗地，被收購，或是已經破產了。我們不該過度延伸這個比喻，畢竟這些國際組織一直以來都是珍貴的國際公共財，而且曾多次為國際事務做出重大貢獻。然而，這些組織與現今世界格格不入，需要加以重整，才能服務這個改變後的世界。
世界銀行的規模應該大幅縮減，並且搬遷至非洲，因為這個世界上還需要世界銀行的地區，就是非洲了。世界銀行如果想要變得更具影響力，應該更靠近其應該服務的經濟體及社會，而不是待在華盛頓養尊處優。完成微型貸款任務(Microfinance)之後，世界銀行應該支持已開發國家及新興國家的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影響力投資是同時具有社會及金融目標的投資。
世界貿易組織也該謝幕退場，因為其表現太差，幾乎無法插手新興貿易戰，而且強極之間越來越傾向自行制定協議。很諷刺的是，如果多運用一點想像力，倫敦也可以取代這些國際組織，成為解決國際爭議及法律問題的城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同樣需要澈底改造，調整其結構及專業領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許多功能，包括研究、監控經濟、募集資金等，都已經輸給私部門的表現，越來越多中央銀行也開始取代其功能。歐元危機中，對於不同類型的欠債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策，都可以讓我們看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相矛盾之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借貸者的角色，已經多少被大型中央銀行、發展機構及私人資金所取代。
迫在眉睫的氣候問題
當人們問我世界上最大的危機是什麼（他們通常使用「黑天鵝」這個詞），我通常會回答氣候變遷。緩慢累積的全球暖化證據、可能為世界帶來的風險、許多人拒絕承認這問題存在，以及缺乏真正的政策改變，上述種種狀況都令我聯想起全球金融危機的前兆。在氣候變化造成的人類成本急劇上升之前，我認為較大的工業化國家不會採取極端的行動，協助解決大氣層被破壞的問題。
若要解決氣候變遷問題，政治、政策制定者的決策方式，以及集體行動等因素，可能比純粹的科學更重要。遺憾的是，就氣候變遷而言，大眾似乎只有在親眼目睹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以及害怕這些影響變得更加嚴重後，才會開始做出反應。從政治和制度的角度來看，我們有幾個選擇。
比較傳統的做法，是透過一個強硬的國際組織，負責對氣候變遷採取行動。現有的氣候變遷政治框架主要是由《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和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PCC）組成（不過IPCC近幾年缺乏可信度和影響力)。另一個要素是2016年4月簽署的《巴黎協定》，但該協定既沒有約束力也沒有執行力，而且美國早已在2017年6月退出。我的初步建議是，成立世界氣候管理局。我用「局」而不是「論壇」或「理事會」的字眼，是因為這樣一個重要的機構，不應該只是一場辯論會或研究小組。這樣的機構應該是一個有權力遏止氣候變遷的組織
，而且要能夠解決因為缺乏集體行動而造成阻止全球暖化的成效受損的問題。
世界氣候管理局將負責監測地球的氣候、查明造成氣候暖化的因素，並負責關於罰款、獎勵和配給的制度，以減少對環境有害的活動。它也必須具有一些執行框架，以便政府和地區在鄰國不遵守準則時能夠採取行動。可惜若要讓這樣的組織採取行動，必須先發生大規模的環境災難。
更好的解決方案，是將管理重點轉移到更有意義的層級上。一種建議是將關於氣候政策的決策從政府轉移到每個城市，這麼做之所以有其道理，是因為造成氣候變遷的多數(71％至76％)汙染都是由城市所產生。此外，城市較容易遭受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例如洪水和極端溫度。
上述城市層級的氣候框架將設定一個氣候稅制，除了防止公司透過城市之間的稅收差異進行套利活動，還可以為城市的稅收和收費提供法律依據（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城市的徵稅能力可能有所不同）。這些稅收將用在與環境相關的技術上，例如建立防洪設施、改善輸水管道和投資環保大眾交通基礎設施。在非洲和亞洲快速都市化之際，基於城市的氣候框架也可以促使民眾更加認識城市管理及綠色智慧城市的基本觀念，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
以城市作為政治和政策實體有很多優點。在大型國家中，市民會對城市抱持強烈的認同感，城市在環保政策上日益進步，而且因為地利之便而有助於資訊和政策的宣傳。與國家政府相較之下，大部分中型至大型城市的政府能夠控制或主導其腹地和周邊的基礎設施，並且會根據合適的方式來規畫發展及減少汙染。
本文摘錄自《多極世界衝擊》，由聯經出版授權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