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轉型必修的「倫理重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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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業創生平台

1980年代,台灣開始走向世界,跟隨世界經濟網路逐漸成形的大潮,帶動自身經濟起飛,走向現代化社會。當時電子、資訊與機械等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紛紛崛起茁壯,大量使用社會資源,卻鮮少論及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指企業貢獻經濟發展的同時,承諾遵守道德規範、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

而近20年前出版的《江渚候潮汐(一)/(二)》,雖是作者針對前述時期的文思作品和歷史研究,但書中亦不乏在20年後的今天被奉為普世價值的類似觀念,社會企業責任即是一例。

緯創資通對於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向來不遺餘力,董事長林憲銘總喜歡說,「利他就是永續的利己。」更用實際行動,將利他的CSR,內化為企業競爭力,早在2010年即成立「財團法人緯創人文基金會」,希望提供給員工、供應商、投資人、政府單位及非營利組織等利害關係人,不僅是正面的企業形象與影響力,更是一個企業體由內在文化外拓為地球公民的責任。

當今台灣許多老牌企業正在追求轉型所需要的新競爭力,林憲銘建議不妨閱讀《江渚候潮汐(一)/(二)》,回到企業初創、台灣經濟躍進的年代,重新思考自身企業與社會之間的倫理關係,或許能從中悟出一條突圍之道。以下為精選書摘:

企業之於社會的關係,可從兩個方面看,對一般社會而言,企業是提供生產的單位,也是提供就業機會的單位。在今天以工商業為主體的經濟,上述兩項功能是社會存在不可或缺者;從另一個角度看,企業存在於社會,正如植物的植根於土壤,社會大眾是顧客,也是勞力的來源。

反思1》企業回饋社會將獲取更豐盛養分

企業的存在當然是為了求取利潤,但若是只為了謀利,僅以社會大眾為利藪,而不顧社會大眾的福祉,則有如植物過度吸取地力,造成土壤敗壞,最後植物也隨之枯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很簡單明白的道理。然而,有些貪得無厭的企業,卻不能省識這一互依的關係。今天台灣產業大量外移,有些企業號為「留根台灣」,行為則未必如此。美國企業界也有同樣的情形,以致美國的經濟數年來欲振乏力。

企業對於所有的社區――相對於社會而言,社區是具體的街坊鄰里――有其更為直接的依存關係。有些企業在當地設廠,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然而廠區以外的生活,全與工廠無關,其甚焉者更造成環境汙染,使四鄰在噪音、汙水、臭氣之中生活。若企業以其力量分潤鄉里,輕而易舉即可幫助社區整頓環境,改善生活品質。一些睦鄰的作法,於人於己,都有好處。

反之,社會大眾對於企業,也當視為重要的社會資產,不應以企業為榨取的對象。中國傳統文化,對於財富有相當矛盾的態度,人人想致富,而有時又故意鄙視財富。這種矛盾心態,常使企業界負擔過重,實在不是培育企業成長之道。

是以,簡約言之,社會當積極肯定企業的功能,企業也當回饋社會,使育養企業的社會更為富實。企業與社區之間,尤應依互利的關係求取互依共榮,不應是地主、佃戶之間的對立關係。

次之,則是企業界各部分之間的關係。工業與商業之間,有其上下游的關聯。生產事業也有其內部上下游的關聯。供求買賣,原是互依的;然而,有些企業刻剝上游,勒逼下游,以求增加利潤。為了這種短視的作風,企業中的一部分終必面臨惡果。後果是上游供應次品,下游銷售不佳,最後過度求取利潤者,不但不能增加利潤,甚至損害了本身的成長。這種竭澤而漁的作法,其實是自殺之道。

企業各部分,均有直接與間接的關聯;整個經濟是互相支撐的一個整體。直接相關的企業上下游各部分,固然是夥伴的關係;即使看來互不相干的產業,也因為經濟的整體性,經濟繁榮時共享景氣,衰退時分擔虧損。沒有一種生產業可以離開銷售,也沒有一種工業能不受另一行業榮枯的影響。例如美國航空業曾因惡性競爭,紛紛殺價以求取業績。影響所及,航空公司普遍虧損,連帶長途客運業也為之賠累。因此,企業界當視各部分為手足,一榮俱榮,一枯俱枯,不可能有損人自利的長久效應。

反思2》勞資不對立也能創造雙贏

勞資之間,依馬克斯主義的理論,是對立的關係。資方永遠要剝削勞方,勞方也永遠要與資方抗爭。這種理論不但導致百年來共產主義國家興起,也引發工會運動,形成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的緊張。共產主義體制的弊病,近年來已暴露無遺,以此種結果逆推,則勞資對立的理論也未必能站得住腳。

工會運動在美國曾有過十分輝煌的歷史。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進入工業化的時期,生產業的業主利用新移民勞力(其中包括華工),無所不至其極,的確造成人間的不平。工會運動因時代的需要而起,也的確以集體議價的方式,為勞工爭到若干福利。不過,有些研究工會運動的史學家指出,資方在工運史上一些重大的讓步,其實是由於美國經濟快速成長,造成足夠的利潤空間,使勞資可以共享這些新增的利益。如果美國當時整體經濟是停滯的狀況,勞資對立只會扼殺經濟的發展生機,會導致兩敗俱傷的局面。

1970年代,美國匹茲堡的鋼鐵業,就經歷了如此的悲劇。當時美國的鋼鐵業已不再掌握國際市場競爭的優勢,工會領袖不能看清這一現象,依然一次又一次以罷工要求福利。最後則是匹城工資單價一度高於日本5倍、高於瑞典2倍。匹城的鋼鐵生產成本,因為工資昂貴,高到完全失去市場競爭能力,造成匹城的鋼鐵業死亡。勞工在合約紙面上取得的優厚條件,在工廠倒閉之後,已失去意義。匹城失業的勞工既不能改行,又不能遷移他處。這一情況是盲目認定勞資必然對立的後果。

另一方面,20世紀美國汽車工業的崛起,福特公司有相當的貢獻。當時福特既不是汽車的發明者,又不是最有實力的生產者。然而,福特給予工人購車的機會。工人有購買汽車的能力,相對地增加了汽車的市場。美國汽車工業數十年的榮景,不在於豪華型汽車的銷售,而在勞工階級買得起的大眾型車款,撐起了龐大市場。這是一個勞資分享利益,合作而共榮的實例。

本文摘錄自《江渚候潮汐(一)/(二)》,由三民書局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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