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虎的轉型:台韓星港利基不同,命運不同

文 /
台灣產業創生平台

台灣知名經濟學家、台北政經學院(TSE)院長陳添枝教授,應邀擔任台灣產業創生平台2022年跨國在地經營菁英班講師,從國際政治角度切入,提醒企業「未來,國際政治已成為企業經營最難控制、無法預防的風險之一」。與此同時,陳教授也透過《越過中度所得陷阱的台灣經濟1990~2020》新書,為台灣企業過去的努力給予肯定。書中聚焦台灣1990~2020進入工業化後期的產業發展,剖析這30年間,台灣在全球化的產業鏈下,如何突破高速成長後的產業轉型,並在2021年順利突破中度所得陷阱,成為已開發國家。

以下精選書摘,特別摘錄陳教授針對亞洲四小虎的產業轉型升級之比較,看陳教授如何解析台韓星港的經濟轉型軌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曾引述一些學者對亞洲四小虎的研究,發現它們雖然在過去完成驚人的經濟成長,但解析其成長的根源,大部分來自資本的增量,生產效率的改善十分有限,甚至還不及同一時期的工業先進國家。克魯曼認為這種成長模式是無法持續的,永遠不會追上先進國家;短期的氣勢凌人,其實像一隻紙糊的老虎,並沒有真正的生命力。

克魯曼所說的生產效率,意指用相同的要素投入,可以獲得更多的產出,用經濟學的術語說,就是移動生產函數。移動的方法包括改變生產的技術、改變產品的內容、或改變產業的組織。對於一個已經完成初步工業化的國家而言,如果能夠取得更先進的技術,生產更有價值的產品,總產值顯然可以提升,用台灣熟悉的語言叫做「產業升級」或「產業轉型」。至於產業組織,指的是實際執行生產任務的企業組織生產活動的方法,其內涵包括企業的規模、個別企業活動的範疇、企業之間的合作方式等等。相對於產業轉型,產業組織的改變也許可以稱為「組織轉型」。

「產業轉型」和「組織轉型」相互關聯,兩件工程需同時並行才可能成功。如果以戰爭類比,產業轉型像部隊的攻城掠地,組織轉型像兵種編成、武器配備;一個是前台,一個是後台。例如要取得先進技術,過了技術追趕的階段以後,在市場購買技術就不太容易,一般要靠自己研發;企業規模如果不夠大,獲利能力不夠強,自行研發將十分困難。沒有規模,研發的成果無法發揮效益;沒有長期穩定的獲利,則無法支持長期的研發投資。在價格競爭時代創立的企業規模可能很小,而且獲利很低,要求它們研發就像期待魚爬樹一樣不切實際。如果以研發取得新技術勢在必行,則必須先進行產業組織的改造。

又例如想生產更高價值的商品,勢必不能靠低成本取勝,而必須靠品質取勝,因此幫品牌廠代工的生產模式可能行不通。品牌廠的產品再怎麼高端,代工廠所得到的報酬仍然很低,因為代工本身並未創造太多的價值,價值的創造主要是由品牌廠透過產品設計和行銷所達成。若想生產高價值的商品,非得自立品牌,從事產品的設計和行銷不可。由製造廠轉型為品牌廠,涉及的企業改造工程十分浩大複雜,不只企業營運的範疇改變了,和同產業中其他企業間的競合關係也產生巨變。這種營運模式的轉變也是組織轉型的一環,比技術升級的難度更高。

產業組織的形成有歷史、社會、政治的背景,受文化的影響也大,有路徑的依賴性,一旦形成,短期間不易改變。因為產業組織的轉型不易,使產業轉型的成敗和轉型起點時的產業構造密切相關。台灣的產業組織在前40年的工業發展中和國際生產鏈密切連結,和國際大廠維持緊密的夥伴關係。因此若欲改變產業組織,不能不考慮台灣企業和國際企業的關係。在相同的投入下,若欲提升台灣總產出的價值,必須提升台灣在國際生產鏈的地位,才能分配到較多的生產成果。這種企圖造成夥伴關係的緊張,甚至可能由合作轉為對抗,使台灣企業取得新技術或新市場的努力遭遇阻力。產業組織轉變的困難是過去30年台灣產業轉型跌跌撞撞的主要原因。

克魯曼對亞洲四小虎的詛咒所幸都沒有實現。四隻小虎雖然歷經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殘酷洗禮,仍都順利完成產業轉型,成為高所得國家。在四小虎當中,新加坡和香港的產業以跨國企業為主體,在轉型過程中必須完成跨國企業的「騰龍換鳥」,也就是讓過時的跨國公司退場,全新而有前景的企業進場。轉型最核心的工程都是招商,築巢引鳥,和過去的發展策略並無大差別,因此在四小虎中最早完成轉型。韓國雖然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傷慘重,但在風暴後大刀闊斧改革,也順利完成轉型,速度比台灣更快,過程也比台灣更順利。台韓的主要差別就在於產業組織的不同,韓國在工業化一開始就設定以大型企業作為工業化的載體,集中資源,培養大企業,而台灣則是以中小企業為主軸。韓國在大型企業的基礎上進行產業轉型,不論是技術升級或品牌塑造都比台灣的中小企業更為順暢,遭遇的阻力更小。

星港兩地在全球分工的主要角色都是商品貿易的集散地、轉口港,產業轉型也都建築在商品貿易的基礎上,轉型的方法都是引進或強化金融服務,尤其是產業金融(有別於消費金融)。兩地都自我定位為境外美元的交易中心,強化以美元計價的股票、債券、期貨等金融資產的交易能量。在轉型的過程中,新加坡持續保有少數的製造業,也是以跨國公司為主力,但朝向高技術含量的產業推進,包括半導體和生物製藥產業。在政策上,新加坡持續以高效能的政府為跨國企業提供量身訂做、無可匹敵的投資優惠條件,吸引新的一批跨國公司進駐,帶來成長新力道。

香港傳統上不提供投資優惠,但以和西方完全接軌的企業法規和經商條件,加上簡單又低水準的稅負,吸引跨國公司進駐。香港在完成初步的工業化以後,恰逢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大換軌,少數香港本土製造業幾乎全部移轉到中國生產,香港自然轉型成服務中國製造業出口的基地、國際企業前進中國的跳板、以及中國企業國際營運的資金調度平台。在中國商品貿易逐步自由化的過程中,資金進出一直維持嚴格管制,香港以自由港的優勢,順理成章的成為中國與外國資金進出中國的窗口。

中國的改革開放,帶動出口貿易的猛爆性成長,使香港轉型成一個純金打造的貿易港和金融中心。從統計數字來看,香港是中國商品貿易最大的出口港,中國外來投資的最大來源地,也是中國對外投資最主要的去路。香港的轉型工程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巨大工程的附屬工程。改革開放成功,香港也轉型成功。在1997年香港主權尚未回歸之前,中國已經透過「前店後廠」的臍帶連結,完全主宰香港的經濟命脈。2000年以後,經營成功的中國企業陸續在香港上市,吸收西方的資金,香港又成為外國投資人分享中國經濟成長果實的平台。

星港的轉型,基本上是「脫製造業」的過程,但同時又利用周邊國家的製造業來完成服務業的升級。這個模式台韓無法複製,因為台韓都有很大的製造業,若脫去製造業,產業的空洞化很難填補,而且台韓的後院也沒有別國的製造業可以利用。台灣在轉型的過程中曾一度試著利用中國的製造基地,發展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最後以失敗收場。台灣不是轉口港,中國經濟崛起後,台灣各港口的吞吐量都直線下跌,和星港運量激增的命運完全相反。台灣可以為中國製造加值的領域還是製造,不是服務,因此以發展服務業為目標的「亞太營運中心」本就缺乏營運的基礎,沒有成功的條件。即使當年沒有「戒急用忍」政策的干擾,「亞太營運中心」的命運應無不同。

台灣和韓國的轉型都必須建立在製造業升級的基礎上,和其他高度工業化國家所走過的路徑是相同的。台韓產業組織差異很大,但在工業化初期走的道路類似;工業化後期的發展則殊途異路。在企圖改變供應鏈地位時,韓國企業展現強大優勢;其優勢不只來自企業的規模較大,同時也來自企業集團內部的高度垂直整合。規模大有助於實現研發和行銷的規模經濟,垂直整合則有利於掌握關鍵零組件和材料,關鍵零組件和材料是品牌廠用以實現產品差異化的重要元素。韓國的三大企業集團,三星、現代、LG都建立高價值的全球品牌,成為帶動產業轉型的火車頭,韓國在2018年就突破每人所得三萬美元的關卡。台灣則先經過一段企業大型化的過程,最後也相當程度的改變供應鏈的地位,但主要靠技術實力,而非品牌;品牌從來沒有成為台灣產業轉型的主要力量。雖然產業組織有所變動,但台灣始終沒有形成韓國式的財團結構,台灣大企業仍保持高度的專業分工,和低度的垂直整合。
 

本文引用書摘節錄自《越過中度所得陷阱的台灣經濟1990~2020》,由天下文化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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