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知名經濟學家、台北政經學院(TSE)院長陳添枝教授，應邀擔任台灣產業創生平台2022年跨國在地經營菁英班講師，從國際政治角度切入，提醒企業「未來，國際政治已成為企業經營最難控制、無法預防的風險之一」。與此同時，陳教授也透過《越過中度所得陷阱的台灣經濟1990～2020》新書，為台灣企業過去的努力給予肯定。書中聚焦台灣1990~2020進入工業化後期的產業發展，剖析這30年間，台灣在全球化的產業鏈下，如何突破高速成長後的產業轉型，並在2021年順利突破中度所得陷阱，成為已開發國家。

以下精選書摘，特別摘錄陳教授針對亞洲四小虎的產業轉型升級之比較，看陳教授如何解析台韓星港的經濟轉型軌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曾引述一些學者對亞洲四小虎的研究，發現它們雖然在過去完成驚人的經濟成長，但解析其成長的根源，大部分來自資本的增量，生產效率的改善十分有限，甚至還不及同一時期的工業先進國家。克魯曼認為這種成長模式是無法持續的，永遠不會追上先進國家；短期的氣勢凌人，其實像一隻紙糊的老虎，並沒有真正的生命力。

克魯曼所說的生產效率，意指用相同的要素投入，可以獲得更多的產出，用經濟學的術語說，就是移動生產函數。移動的方法包括改變生產的技術、改變產品的內容、或改變產業的組織。對於一個已經完成初步工業化的國家而言，如果能夠取得更先進的技術，生產更有價值的產品，總產值顯然可以提升，用台灣熟悉的語言叫做「產業升級」或「產業轉型」。至於產業組織，指的是實際執行生產任務的企業組織生產活動的方法，其內涵包括企業的規模、個別企業活動的範疇、企業之間的合作方式等等。相對於產業轉型，產業組織的改變也許可以稱為「組織轉型」。

「產業轉型」和「組織轉型」相互關聯，兩件工程需同時並行才可能成功。如果以戰爭類比，產業轉型像部隊的攻城掠地，組織轉型像兵種編成、武器配備；一個是前台，一個是後台。例如要取得先進技術，過了技術追趕的階段以後，在市場購買技術就不太容易，一般要靠自己研發；企業規模如果不夠大，獲利能力不夠強，自行研發將十分困難。沒有規模，研發的成果無法發揮效益；沒有長期穩定的獲利，則無法支持長期的研發投資。在價格競爭時代創立的企業規模可能很小，而且獲利很低，要求它們研發就像期待魚爬樹一樣不切實際。如果以研發取得新技術勢在必行，則必須先進行產業組織的改造。

又例如想生產更高價值的商品，勢必不能靠低成本取勝，而必須靠品質取勝，因此幫品牌廠代工的生產模式可能行不通。品牌廠的產品再怎麼高端，代工廠所得到的報酬仍然很低，因為代工本身並未創造太多的價值，價值的創造主要是由品牌廠透過產品設計和行銷所達成。若想生產高價值的商品，非得自立品牌，從事產品的設計和行銷不可。由製造廠轉型為品牌廠，涉及的企業改造工程十分浩大複雜，不只企業營運的範疇改變了，和同產業中其他企業間的競合關係也產生巨變。這種營運模式的轉變也是組織轉型的一環，比技術升級的難度更高。

產業組織的形成有歷史、社會、政治的背景，受文化的影響也大，有路徑的依賴性，一旦形成，短期間不易改變。因為產業組織的轉型不易，使產業轉型的成敗和轉型起點時的產業構造密切相關。台灣的產業組織在前40年的工業發展中和國際生產鏈密切連結，和國際大廠維持緊密的夥伴關係。因此若欲改變產業組織，不能不考慮台灣企業和國際企業的關係。在相同的投入下，若欲提升台灣總產出的價值，必須提升台灣在國際生產鏈的地位，才能分配到較多的生產成果。這種企圖造成夥伴關係的緊張，甚至可能由合作轉為對抗，使台灣企業取得新技術或新市場的努力遭遇阻力。產業組織轉變的困難是過去30年台灣產業轉型跌跌撞撞的主要原因。

克魯曼對亞洲四小虎的詛咒所幸都沒有實現。四隻小虎雖然歷經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殘酷洗禮，仍都順利完成產業轉型，成為高所得國家。在四小虎當中，新加坡和香港的產業以跨國企業為主體，在轉型過程中必須完成跨國企業的「騰龍換鳥」，也就是讓過時的跨國公司退場，全新而有前景的企業進場。轉型最核心的工程都是招商，築巢引鳥，和過去的發展策略並無大差別，因此在四小虎中最早完成轉型。韓國雖然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傷慘重，但在風暴後大刀闊斧改革，也順利完成轉型，速度比台灣更快，過程也比台灣更順利。台韓的主要差別就在於產業組織的不同，韓國在工業化一開始就設定以大型企業作為工業化的載體，集中資源，培養大企業，而台灣則是以中小企業為主軸。韓國在大型企業的基礎上進行產業轉型，不論是技術升級或品牌塑造都比台灣的中小企業更為順暢，遭遇的阻力更小。

星港兩地在全球分工的主要角色都是商品貿易的集散地、轉口港，產業轉型也都建築在商品貿易的基礎上，轉型的方法都是引進或強化金融服務，尤其是產業金融（有別於消費金融）。兩地都自我定位為境外美元的交易中心，強化以美元計價的股票、債券、期貨等金融資產的交易能量。在轉型的過程中，新加坡持續保有少數的製造業，也是以跨國公司為主力，但朝向高技術含量的產業推進，包括半導體和生物製藥產業。在政策上，新加坡持續以高效能的政府為跨國企業提供量身訂做、無可匹敵的投資優惠條件，吸引新的一批跨國公司進駐，帶來成長新力道。

香港傳統上不提供投資優惠，但以和西方完全接軌的企業法規和經商條件，加上簡單又低水準的稅負，吸引跨國公司進駐。香港在完成初步的工業化以後，恰逢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大換軌，少數香港本土製造業幾乎全部移轉到中國生產，香港自然轉型成服務中國製造業出口的基地、國際企業前進中國的跳板、以及中國企業國際營運的資金調度平台。在中國商品貿易逐步自由化的過程中，資金進出一直維持嚴格管制，香港以自由港的優勢，順理成章的成為中國與外國資金進出中國的窗口。

中國的改革開放，帶動出口貿易的猛爆性成長，使香港轉型成一個純金打造的貿易港和金融中心。從統計數字來看，香港是中國商品貿易最大的出口港，中國外來投資的最大來源地，也是中國對外投資最主要的去路。香港的轉型工程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巨大工程的附屬工程。改革開放成功，香港也轉型成功。在1997年香港主權尚未回歸之前，中國已經透過「前店後廠」的臍帶連結，完全主宰香港的經濟命脈。2000年以後，經營成功的中國企業陸續在香港上市，吸收西方的資金，香港又成為外國投資人分享中國經濟成長果實的平台。

星港的轉型，基本上是「脫製造業」的過程，但同時又利用周邊國家的製造業來完成服務業的升級。這個模式台韓無法複製，因為台韓都有很大的製造業，若脫去製造業，產業的空洞化很難填補，而且台韓的後院也沒有別國的製造業可以利用。台灣在轉型的過程中曾一度試著利用中國的製造基地，發展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最後以失敗收場。台灣不是轉口港，中國經濟崛起後，台灣各港口的吞吐量都直線下跌，和星港運量激增的命運完全相反。台灣可以為中國製造加值的領域還是製造，不是服務，因此以發展服務業為目標的「亞太營運中心」本就缺乏營運的基礎，沒有成功的條件。即使當年沒有「戒急用忍」政策的干擾，「亞太營運中心」的命運應無不同。

台灣和韓國的轉型都必須建立在製造業升級的基礎上，和其他高度工業化國家所走過的路徑是相同的。台韓產業組織差異很大，但在工業化初期走的道路類似；工業化後期的發展則殊途異路。在企圖改變供應鏈地位時，韓國企業展現強大優勢；其優勢不只來自企業的規模較大，同時也來自企業集團內部的高度垂直整合。規模大有助於實現研發和行銷的規模經濟，垂直整合則有利於掌握關鍵零組件和材料，關鍵零組件和材料是品牌廠用以實現產品差異化的重要元素。韓國的三大企業集團，三星、現代、LG都建立高價值的全球品牌，成為帶動產業轉型的火車頭，韓國在2018年就突破每人所得三萬美元的關卡。台灣則先經過一段企業大型化的過程，最後也相當程度的改變供應鏈的地位，但主要靠技術實力，而非品牌；品牌從來沒有成為台灣產業轉型的主要力量。雖然產業組織有所變動，但台灣始終沒有形成韓國式的財團結構，台灣大企業仍保持高度的專業分工，和低度的垂直整合。
 

本文引用書摘節錄自《越過中度所得陷阱的台灣經濟1990～2020》，由天下文化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