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擇雅主編《余英時評政治現實》一書，將史學泰斗余英時數十年來散落在海內外各地報章雜誌的政治評論文章集結成書，書裡暢談余英時的精闢論點與思想脈絡。

余英時是全球頂尖的歷史學者，同時也敢言入世評論政治。他對中國的觀察評論，常為他召來批判，但經過時間的考驗往往又能證實他的智慧。

如今政治與產業經濟越來越難以切分，台積電招聘「商業情報分析師」，要求擁有政治學博士更是成為媒體焦點，能有足夠的格局眼光，看清、看懂政治，成為一門企業課題。「史學泰斗的高度與格局，還是不一樣」平台黃日燦創辦人讚賞這本評論輯。

即使時序已推移二、三十年，至今讀起余先生歷年評論仍覺得鞭辟入裡，禁得起時間考驗的眼光，這本書為我們演繹了何謂眼界與格局。大師所看到、理解的中國與世界，值得我們花時間認識。以下精選書摘，借用大師的眼重新閱讀中國：

家天下、族天下、黨天下

「家天下」、「族天下」和「黨天下」是中國史上到今天為止的三種基本的統治形態。
「家天下」的概念開始得很早，秦始皇時候便有人提出「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的分別。（《說苑．至公》）在這個意義上，漢朝的天下是屬於劉家的，唐朝屬於李家的，餘可類推。「家天下」的治與亂繫於皇帝一人的是否有「德」或有「道」。但歷史上的「有道之君」實在太少。在君「德」不足或竟「無道」的時候，皇帝便不免「與天下為敵」，而首先是與他的統治機器—政府組織—直接衝突。這時他的「家天下」便越來越沒有社會基礎，只有依賴外戚、宦官維持他的統治了。這是「家天下」最脆弱的地方：它沒有確定的統治集團作後盾。一般地說，「家天下」的王朝在初創時期多少能給人民以某種期待—這是它「得天下」的根據，再下去便靠不住了。

中國史上另有一型「族天下」的王朝，這是由漢人以外的少數民族建立的。中國歷史家稱之為「異族入主」，日本和西方學者則稱之為「征服王朝」。在這一型的王朝體系之下，「天下」屬於整個「族」，而不是屬於某一「家」。例如鮮卑的北魏、契丹的遼、女真的金，更有統一了中國的蒙元和滿清都可以說是「族天下」。「族天下」主要是以力服人。但這一型的王朝能以少數征服多數並統治多數，其中如滿清甚至還能維持其統治至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則是因為它有一個特殊的優勢是「家天下」型的王朝所不具備的。上面已指出，「家天下」政權的後面沒有一個確定的統治集團作後盾，「族天下」政權的優勢便恰好在此，它不是以孤零零的皇帝一家為本位，而是以全族為本位。「族」不但構成了征服王朝的統治集團，而且還是有嚴密組織的。滿洲八旗制度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征服王朝沒有所謂外戚或宦官亂政，其原因也在於此。滿清王朝最後的崩潰，原因很多，但八旗制度不再能有效維持以致多數旗人連生計都發生問題，也是其中之一。

「黨天下」是二十世紀的新現象，在結構上它是從外面（前蘇聯）移植過來的。國、共兩黨都是以列寧、斯大林的黨組織為原型而建立起來的。所不同者一個不徹底（國），一個徹底（共）而已。「黨天下」的政權揚棄了王朝形式。就這一點說，它代表了一種「現代化」。但在精神上「黨天下」並沒有完全擺脫掉王朝的若干主要特徵。最明顯的，劉邦「馬上得天下」，趙匡胤「一條桿棒打下四百座軍州」，而「黨天下」的開創者也深信「槍桿子出政權」是絕對真理。政權可以和平轉移的想法在「黨天下」的世界裡是根本不存在的。像「家天下」王朝一樣，「黨天下」政權在建立之初也曾給人民帶來了期待。但也僅此為止，天下到手以後黨便再也不受任何拘束了。像「族天下」王朝一樣，「黨天下」也有一個確定的統治集團，而黨組織的嚴密更遠非傳統的族組織所能比擬。

「黨天下」的概念是40年前由儲安平叫響的（恐怕不是他最先發明的），他為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價。中國政治的「現代化」是不是到「黨天下」便已臻止境了呢？到今天為止，天下還沒有出現過萬世一系的政權。如果政權必須轉移，是從槍桿裡面出來好呢？還是和平的方式比較合乎文明的標準呢？如果接受和平轉移的原則，人們又應該作些什麼準備呢？這些問題似乎都是值得想想的。

【編按】
此文刊於《明報月刊》1998年2月號。「族天下」一語是余英時自創。在「家天下」與「黨天下」中間插入一個「族天下」，是要提醒我們在中共「一黨專政」之前，曾有過清朝的「一族專政」。作者發表在1998年2月號《二十一世紀》的〈戊戌政變今讀〉一文，就是用「一族專政」來解釋為什麼康梁變法根本不可能成功。2011年接受馬國川訪談，也再次用黨國體制比擬滿清政權，指出辛亥革命就是「滿洲黨」緊抓權力不放的自然結果（見馬國川《沒有皇帝的中國》一書）。

本文書摘摘錄自《余英時評政治現實》，由印刻出版社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