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你的員工嗎？你知道工作對於勞工/受薪階級的意義是什麼嗎？主流價值觀對「工作」的解讀，又是如何影響這一代人對於成功的定義？
活水影響力投資基金共同創辦人、矽谷Acorn Pacific Ventures 創投基金共同創辦人鄭志凱與大家分享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的好書《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書中他以《正義》一書中擅長的互動思辨方式，引領著讀者進一步去思索現代社會對「成功」的想像，並逐步剖析這些想像背後的成因，而這些也恰好是現今社會如此不信任、分裂的原因之一。精選書摘與大家分享：
從二戰結束一直到1970年代，沒有大專文憑的美國人還是可以找到好工作，養家活口，過上舒服的中產階級生活，如今卻困難許多。過去40年，大專和高中畢業生的所得差距（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大專溢酬」）增加了整整一倍。1979年，大專學歷者的所得比高中學歷者高出40%，到了2000年代已經變為80%。
全球化帶給高學歷者豐厚的報償，卻對大多數一般勞工毫無幫助。從1979至2016年，美國製造業工作數從1950萬個減少到1200萬個。生產力雖然提高了，勞工從自己生產所得裡分到的份額卻愈來愈小，大部分都到了執行長和股東手上。1970年代晚期，美國各大公司執行長的所得是一般勞工的30倍，2014年已經增加到300倍。
美國男性實質所得中位數已經50年停滯不前。儘管人均所得自1979年來成長了85%，沒上四年制大專的白人男性實質所得卻比過去還低。
工作尊嚴不再
可想而知，這群勞工並不開心，但經濟困境不是他們唯一的煩惱。「才德至上」時代還對勞動者造成了另一個更幽微的傷害，那就是削弱了他們的工作尊嚴。由於「頭腦好」才能在大學入學測驗考高分，導致篩選機制輕視學歷不高的人。這套機制告訴勞工，他們的工作在市場上比高薪專業階級的工作沒有價值，對共善貢獻較低，因此較不值得社會給予認可與尊嚴。這套機制正當化了市場給予勝出者的豐厚報償及不具大專學歷者的微薄薪資。
將工作的市場價值視為它對共善的貢獻度是錯的。然而，過去幾十年來，「收入反映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大小」的想法卻愈來愈根深柢固，在大眾文化裡隨處可見。
才德篩選機制更鞏固了這套想法，而1980年代以降各大中間偏右和中間偏左政黨擁抱新自由主義市場導向的全球化也是幫兇。儘管全球化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才德思想和新自由主義世界觀還是削弱了反對全球化的立論基礎，打擊工作尊嚴，引發了對菁英的不滿與政治反撲。
2016年以來，名嘴和學者就不斷爭論這股民粹不滿的來源。是失業和薪水凍漲的關係，還是文化錯位的緣故？然而，問題其實無法這樣截然二分，因為工作既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既是一個人的謀生方式，也是社會認可與尊嚴的來源。
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會引發如此憤怒與不滿的原因。那些落隊者不僅看著自己苦苦掙扎，別人吃香喝辣，還感覺到自己的工作不再能換來社會尊嚴。在社會眼中，甚至是他們自己的眼中，其勞動付出都不再是對共善的寶貴貢獻。
不具大專學歷的美國藍領男性投給川普的比例極高。他們深受川普訴諸不滿與怨憤的政治語言吸引，顯示令他們苦惱的不是只有經濟困境。川普當選前那些年愈來愈明顯的徒勞感也反映了這一點。隨著學歷不高者的工作環境日益嚴峻，愈來愈多就業年齡男性甚至完全退出了勞動市場。
1971年，美國有93%的勞動階級白人男性就業，到了2016年只剩下80%，且無業的20%只有少部分人在找工作，感覺就像勞動市場不在乎他們的工作技能，讓他們備感屈辱，於是乾脆放棄。沒上大學者放棄工作的現象尤其明顯。2017年，美國高中以下學歷者只有68%比例就業。
絕望死
然而，放棄工作還不是消沉的美國勞動階級最不幸的反應，許多人甚至放棄了生命，其中最可悲的徵兆莫過於「絕望死」（death of despair）的增加。絕望死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安．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自創的詞彙。兩人近來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二十世紀醫療進步減低了疾病的威脅，預期壽命穩定提高；但在2014至2017年，美國人的預期壽命非但沒有提高，反而開始減少，百年來首度連三年下降。
凱斯和迪頓發現，死亡率回升不是因為醫療科學不再發現新的藥物與療法，而是藥物過量、自殺與酒精性肝病致死的案例開始流行。他們會用「絕望死」來稱呼，是因為這些死亡都是自我造成的。
這類死亡十幾年來數目不斷攀升，其中又以中年白人居多。到了2014年，死於藥物、酒精和自殺的人數更首度超越了死於心血管疾病的人數。
引發絕望的不光是物質剝奪，還和他們缺乏才德至上社會推崇獎勵的學歷以致於處處受挫有關。凱斯和迪頓做出結論，絕望死「反映了低學歷勞動階級白人的生活方式的慢性瓦解」。
擁有和不具大專學歷者差距愈來愈大，不只包括死亡方式，還有生活品質。高中以下學歷者的疼痛、疾病與嚴重精神痛苦指數持續攀升，工作與社交能力不斷下滑。差距擴大的還有所得、家庭穩定及社群。四年制大專文憑成為社會地位的「唯一」指標，感覺就像所有非大專學歷者都必須貼上紅字標籤，標籤上的「大學生」三個字用一條紅線劃掉一樣。
這個情況不幸證實了1958年英國社會學家麥可．楊恩的觀察，「在一個如此看重才德的社會裡被說成沒有才能⋯⋯讓人難以消受。下層階級從來不曾在道德上被如此看輕」。
這個情況還讓人想起了1960年代初期，約翰．加德納支持「卓越」和教育篩選的主張。他在提到才德至上社會的缺點時，肯定沒想到自己是個先知。那些「認為這個機制很好，所有年輕人能爬多高全看能力與抱負的人」往往忽略了「缺乏必要能力者的痛苦，」加德納寫道：「但痛苦不僅存在，而且必然會有。」
不滿的根源
2016年美國共和黨初選期間，以挑戰建制派異軍突起的候選人川普在絕望死比例最高的地區表現最佳。逐郡分析顯示，就算排除所得影響，中年白人男性死亡率依然和川普支持度高度相關，也和不具大專學歷高度相關。
主流名嘴和政治人物之所以對川普勝選感到驚訝不解，原因之一是他們忽略了（甚至暗地應和）已經醞釀多時的菁英心態。這份高高在上的菁英心態主要源自於才德篩選機制和市場導向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卻在美國生活裡俯拾可見。
本文引用書摘節錄自《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由先覺出版社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