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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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業創生平台

疫情進入高峰,各式抗疫的新聞鋪天蓋地,其中也不乏「假新聞」。企業決策者,作為社會的中堅份子,如何建構出自身獨立判斷的思辨力、以及識讀媒體的分析能力,以利正確理解掌握資訊、知識,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

台灣產業創生平台創辦人黃日燦跟大家分享一本好書《反智》,書的序幕標題就是「批判性思考,可以拯救世界」,作者古倫姆斯( David Robert Grimes)是位物理學家、癌症研究人員、科學作家,除了專業科學研究外,他也致力於提升社會大眾對科學的認識,並對抗偽科學的浪潮。

假新聞慣用的手法之一,就是引用名人的說法或觀點訴諸權威,即使這位名家並非該領域的專家。書中舉了一個維生素C療效神話的例子,對比疫情肆虐,大家鼓吹各式保健食品的當下,這篇書摘值得大家閱讀深思。

維生素C療效的神話

如果你曾經在感冒的狀態下辛苦幹活,你很可能會聽到某個好心的朋友推薦你服用維生素C,以消除生病的影響。這個長久以來的信念會這麼流行,要歸功於一個很讓人意外的人物—卓越的知識份子鮑林(Linus Pauling)。

身為博學的名人,鮑林的興趣無所不包,從量子化學到DNA結構。鮑林的成就也同樣令人難忘:到目前為止,他仍然是唯一兩次獨得諾貝爾獎的人,一次是1954年化學獎,另一次是1962年和平獎。諾貝爾得主克里克(Francis Crick,DNA發現者之一)讚譽鮑林為「分子生物學之父」。

在1960年代的一場演講上,鮑林說他希望能起碼再活二十五年,好讓他能跟上科學的新進展。這句話原本可能只是隨口一提,若非觀眾席裡坐著一位有心人史東(Irwin Stone)先生。演講過後不久,史東便寫了一封信給鮑林,向鮑林推薦他聲稱的活力萬靈丹:每天服用三千毫克維生素C。

換做一個比較不信任他人的人,可能會對這項建議嗤之以鼻,覺得可疑或根本就是騙子。但是鮑林可沒有這麼小心,他選擇遵循史東的養生法。很快,鮑林就報告說感覺體內更有活力了,而且甚至比以前更少感冒。滿懷熱情的鮑林,往後幾年穩定提升他的服用劑量,最後達到驚人的一萬八千毫克。

到了1970年,鮑林已經成為一名狂熱者,寫出第一本與此有關的著作《維生素C與普通感冒》,歌頌服用大劑量維生素C的好處。這本書非常暢銷,一夜之間,人們開始爭相購買大量的維生素C,深信它能擊退感冒。在美國某些地方,一年之內維生素C的銷量增加十倍,藥房的供貨都跟不上了。所謂維生素C能讓人避開感冒的可靠信息,深入全美乃至全世界的人心—畢竟,這可是一位兩度摘下諾貝爾獎桂冠的知識份子的醫藥建言啊。

但是,鮑林那種傳福音般的熱忱並沒有良好的根據。除了一些傳聞軼事之外,根本沒有令人信服的基本理由,可顯示大劑量維生素C具有任何實質效益。1971 年《美國醫學會期刊》有一篇針對鮑林這本書的嚴厲評論,作者是賓恩(Franklin Bing)醫師,他責備鮑林在沒有證據支持的情況下,發表這樣的聲明。賓恩嘆息道:「很不幸,許多外行人都會相信本書作者所推銷的想法。」

賓恩講得沒錯,但他沒法預見這個神話會持續多久。後續研究發現,極少證據能支持鮑林的說法,高劑量維生素C的表現也沒有超過安慰劑。然而,這些都無法撼動鮑林的主張,他的影響範圍持續擴大。鮑林後來又出版了更多本書,討論這個主題,堅稱維生素C是能治百病的宇宙萬靈丹,從癌症到被蛇咬到愛滋病都能治。即便陸續湧現更多證據,顯示他的主張是錯的,鮑林的信念依舊毫不動搖。他很自信的預測,採用高劑量維生素C養生法的人,能多活三十五年,沒有病痛。

鮑林最後在 1994 年過世,但是他對維生素C的看法一直留存到今日,而且沒有減弱的跡象。事實上,高劑量維生素C不但沒有益處,而且不被鼓勵服用。高劑量維生素C的副作用包括腸胃脹氣及腹瀉—對於某些喜歡開糞便玩笑的人,可能會懷疑鮑林所報告的「活動增加」,也許主要是指他的腸子吧。但是不可否認,鮑林受公認的權威地位,是這個迷思最先能在人們心中扎根、並持續到現在的主要原因。

訴諸權威之謬誤

許多迷惑源自我們如何理解詞彙與概念。

在我們人類所有特徵裡,語文可能是最獨特和有力的了。人類興起之初,具備了適當的演化癖性與生理結構,讓我們能夠說話,而心智能力則可以將思想轉譯成文字。這些能力對於我們之所以為人,非常重要。然而,語文卻充滿了含糊與模稜兩可。我們使用的字詞,含意非常豐富,當它們被說出來時,若欠缺前後文的脈絡,通常是不可能精確判定其意的。這種含糊性,給了我們良好的工具來傳達豐富且微妙的意思;我們的詩歌、幽默和戲劇,在語文美妙的無定形特質中,蓬勃茁壯。然而語文千變萬化的性質,也能遮掩各種過錯,而且我們的語文和概念中的彈性,有時候也會令它誤入歧途。

某些概念的含糊性質很常引發困惑,例如「專家」這個字眼,顯然就是如此。

我們通常會遵從專家的引導,來做判斷。譬如說,對於醫療問題,我們一般都會聽從醫師的建議。鑑於醫師經過扎實的訓練,這樣做非常合理。但是情況並非都這般明確,就像鮑林的例子,在某個領域的專長並不能轉換成另一個領域的專長,甚至連明智都談不上。所謂「訴諸權威」(argument from authority)就是藉由公認的權威的支持,來合理化某項結論。

但是,要假定某位專家沒有錯誤,有一個很嚴肅而且通常很難克服的問題。例如,政客可能是政策和民主制度方面的專家,但是他們的判斷往往因為意識型態而差別極大。甚至連所謂「權威」本身可能都是有爭議的,因為「專家」其實是一個很含糊的名詞。譬如說,如果問題涉及道德上的兩難,那麼這裡所仰賴的專家,可能是一名教士或哲學家,而這兩者很可能會提出截然不同的建議。

即便在我們的醫學案例中,也有主觀性的空間。雖說信任醫師通常是合理的認定,但有些合格的醫師也會同意未經實證或是已被揭穿為無效的另類療法。(另類醫療業者倒是很懂得用專家的篤定口吻來說話,即便沒有證據支持他們的說法。)至於大家公認的權威,也可能由於某方面的知識不足、偏見、不誠實、或甚至團體迷思,而誤導他人。單單依憑權威,經常是不牢靠的,尤其是在手邊的專業可能本來就有疑義的情況下,譬如說,經濟學家的預測往往

相互衝突,即使他們都很有學問。

訴諸權威是一個經典的非形式謬誤。它們會出現,是在一個論點的前提有疏失時,即使邏輯是正確的。到底哪裡出問題,非常多樣—前提可能太弱以致無法支持結論,或是語言太模稜兩可,或是輕率概化。正如語言給予我們多得驚人的表達方式,它也開啟了同樣多的缺口,讓可疑的推論潛藏其中。
 

本文引用之書摘,節錄自《反智》,由天下文化出版社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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