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股東價值年代,建立使命導向的組織

文 /
Rebecca Henderson

曾經帶動經濟成長、創造榮景的資本主義,如今也讓我們付出慘重代價:氣溫持續上升、信任不斷下降、價值體制崩壞。企業需要新的經營模式來化解危機!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瑞貝卡.韓德森在《重新想像資本主義》一書中,便提供投資人和企業經營者實際作法,打造兼具永續與獲利的新商業模式。

過去十年來,使命感可以提高績效這種觀念,幾乎成為大多數人的看法。在一項調查中,每五位執行長中就有四位同意,「企業未來能否成長和成功,取決於是否找到以價值觀驅動的使命,並在利潤和使命之間取得平衡」,以及「賦予員工切身的使命感,讓他們有機會做更加以使命為導向的工作,不管對企業還是對員工都有好處,是雙贏的作法」。

大眾期待企業負起更多責任

這種轉變跟很多原因有關,肯定有不少企業是希望獲得良好的聲譽,或純粹只因為眼前這是有利的作法。有愈來愈多企業感到有必要表現出自己「有所作為」,也有很多企業已經意識到共同使命是推動轉型和成長的重要途徑。

這種變化背後的另一大原因,是近年有大量研究顯示, 企業若能真心追求使命,並實行高績效工作系統,通常結果會反映到財務表現上。例如,麻省理工學院學者珊妮普·湯恩(Zeynep Ton)的《好工作策略》(The Good Jobs Strategy)一書指出,好市多(Costco)、梅卡多納(Mercadona)等零售業龍頭因為重新設計營運模式,鼓勵員工持續學習和自主解決問題,所以表現優於競爭對手,給員工的待遇也比業界高出許多。還有其他學者以多年的數據和嚴謹的使命衡量方法,證明高員工滿意度加上以使命為導向的經營策略,可以提高股東總報酬率。

世界正在發生的變化,使得企業愈來愈需要有使命感。 公眾的期望在改變,目前全球有 73% 人口期望企業解決當前人類社會的重大問題,千禧世代和他們之後的世代在找工作的時候,會積極尋找有意義、有使命感的工作。另一方面,企業與公眾之間的信任鴻溝正在擴大,有三分之一的員工不信任雇主;信任企業的精英人士比例是 82%,一般大眾卻只有 72%。

此外,還有一些意義更重大的改變正在發生。人類社會面臨的問題愈來愈急迫,許多企業領袖已經意識到,合乎道義的作為顯然是當務之急。我跟幾百位商界領袖討論過他們創造共同價值的策略,對於這其中的商業考量,他們全都能侃侃而談,但私底下,在走廊上遇到或一起去喝一杯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告訴我,驅使他們這麼做的其實是強烈的使命感——是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生存危機,是整個產業需要重新建構,是希望改變醫療照護體系,是企圖挽救垂死的海洋 ⋯⋯ 推動著他們一步步向前。

有人說,這是虛偽的雙重標準,但我認為這種使命感是重新想像資本主義的重要基礎。企業領袖必須意識到,他們得找到既能賺錢、又對社會有意義的模式,才能解決當前人類社會的重大問題。不論是發掘能創造共同價值的新商業模式、讓新商業模式能付諸實現,還是構建強大社會不可或缺的好工作和好的工作環境,都要靠使命導向的領導方式。

儘管許多企業想把使命融合到營運中,卻是有心無力。這些企業的使命宗旨要不就是不夠明確,要不就是沒有跟策略結合,或無法有效傳達給員工。這種脫節的部分原因,在於許多企業領袖仍然死抱泰勒主義不放,又或者不願意在職場上表現得太過感情用事。但這當中還有一個更大的結構性障礙,那就是全球投資人的短視無知。投資人如果始終要求盈餘要每季穩定成長,無法了解或無從衡量使命的價值,企業要進行邁向使命導向所需的長期投資,大概就會非常困難。

提高利潤不再是唯一 

今天,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們根深柢固地相信,企業唯一的職責就是創造最大「股東價值」。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或許是推廣這個觀念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他曾說:「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善用資源做提高利潤的事。」從這個觀點出發,不難看出為何有人認為關注長遠目標或公眾利益不僅不道德,可能還不合法,甚至是行不通。

無庸置疑,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是無情的,衡諸當前情勢,我們對股東價值極大化的執著極為危險。不只對社會和地球造成傷害,也對企業的健全構成威脅。圖靈藥廠(Turing Pharmaceuticals)炒作達拉匹林(Daraprim)的事件,就充分說明了我們不顧一切追求利潤所付出的代價。

 2015 年 9 月,只有兩項產品的小型新創公司圖靈藥廠,宣布將學名藥(即過了原廠藥專利期的藥物)達拉匹林的價格從每錠 13.50 美元調漲至 750 美元,漲幅超過五十五倍。達拉匹林普遍用於治療愛滋病引起的併發症,生產成本每錠約 1 美元,沒有競爭廠商,想買達拉匹林的人只能跟圖靈購買。

此舉引發媒體一片譁然,圖靈執行長馬丁.希克瑞里(Martin Shkreli)遭千夫所指,在新聞中宛如過街老鼠,人人都討厭,他卻毫無悔意。被問到會不會改變主意時,他回答說:「我本來想把價格調得更高⋯⋯我大可以調得更高,幫股東賺更多錢,這是我最重要的職責⋯⋯沒有人願意說出口,沒有人覺得驕傲,但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投資人對我的期望是把利潤提到最高,不是降到最低,也不是提高一半,或提高 70%,而是利潤曲線的 100%, MBA 課程都是這樣教的啊。」

我們都很希望希克瑞里是特例。他確實是個怪咖,目前已因欺騙投資人的錢入獄,但他赤裸裸地說出了企業唯一重要的事是「盡可能賺更多錢」,這背後代表了什麼? 價格飆漲的學名藥還不只達拉匹林。2014 年,另一家學名藥生產商蘭內特公司(Lannett)把治療精神分裂症、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最基本藥物的氟芬那辛(Fluphenazine),從 43.50 美元調漲到 870 美元,漲幅二十倍;威朗藥廠(Valeant)把兩種主要心臟藥物硝普鈉(Nitropress)和普樂他諾(Isuprel)的價格提高了五倍多,據說公司的毛利率因此高達 99% 以上。

這種行為肯定是錯的,難道剝削重症患者是經理人的職責?普渡製藥(Purdue Pharma)因為大力推廣處方止痛藥奧施康定(OxyContin),短期利潤豐厚,但也造成無數美國人嚴重的藥物成癮問題。難道這代表它的決策是對的、這是一門好生意?企業是不是得堅守追求最高利潤的責任,即便知道這幾乎一定會對顧客、員工或整個社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後果?舉例來說,自2015年12月《巴黎氣候協定》簽署以來,全球化石燃料公司花了超過 10 億美元進行遊說,反對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用遊說來支持放任地球升溫的做法,短期內或許能創造最大股東價值,但從長遠來看這真的好嗎?

如果真的一心只在乎利潤極大化,那麼企業不但要哄抬藥品價格,還要把海裡的魚撈光、放任氣候失控、抵制任何足以增加勞動成本的措施(包括對教育和衛生的支出),還有我最喜歡講的——操縱政治的走向。就像下面這幅漫畫所說的:「沒錯,地球已經毀了,不過在那段黃金歲月裡,我們曾為股東創造出很高的價值。」

商業世界的思維並非一向如此,我們對股東價值的執迷是相當晚近的事。哈佛商學院第一任院長艾德溫.蓋伊(Edwin Gay)曾經說,該學院的宗旨是培養出「用正當手段賺取合理利潤」的領導者。直到 1981 年,商業圓桌會議還發布過一則聲明,當中提到:「企業與社會是共生關係,企業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對社會是否負責決定了它能不能長久生存,擁有既賺錢又負責任的企業,才有健全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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