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以為「地緣政治風險」與「供應鏈重組」是這幾年才爆發的新危機，那麼閱讀《大航海時代的台灣》這本書，將會徹底顛覆你的認知。
誰能想到，400年前，台灣便已站上全球賽局的風口浪尖。
時間拉回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當時的台灣身處大英帝國、荷蘭東印度公司（VOC）、西班牙帝國、明清更替的大變局，以及日本幕府鎖國的夾縫中，卻因為優越的地緣戰略位置，成為全球海權強國爭奪貿易主導權的核心樞紐。
書中除了描寫多方勢力精采交會與角力，更深刻剖析了VOC（全球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運作智慧。VOC擁有17名董事組成的董事會，不僅發行股票，每年更定期召開會議決策公司重大方向，展現現代企業治理的雛型。
當荷蘭人占領台灣後，經營策略從最初的對華轉口貿易，轉向島內深耕擴張。為了長遠治理台灣，更開啟了早期的跨國在地經營模式；例如，在台建立地方會議，透過村民選出長老，實行村民自治；又將台灣劃分四個地方會議區，每年開會一次。
此外，在經濟產業上，荷蘭引進合約、授權與在地代理人制度，獎勵甘蔗與稻米的種植、招商生產，並提供小農融資借貸服務等，這段歷史非常值得一讀。
回到400年後的今天，企業領導者面對的挑戰依舊相似，從地緣政治對抗、供應鏈重組到跨國文化管理等，可見商業的本質從來沒有改變過，只有武器與戰場更換。這本書不僅記錄歷史，更是寫給領導者的戰略思考與跨國營運指南。
以下內容摘自本書內容第六章 後來居上的荷蘭人（節錄）
四、二占澎湖，擄掠漳州、廈門
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荷蘭與英國為了壟斷對日本的貿易，雙方訂立同盟，互派船隻五艘，以平戶為基地，航行於台灣海峽與菲律賓之間，阻止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船隻前往日本，並阻擋中國船隻前往馬尼拉經商。
此舉引起了馬尼拉西班牙人的不安，有人主張在台灣建立基地，突破荷、英的海上阻截。可是在一六二一年年底，這一消息因為一艘開往麻六甲的西班牙船為荷蘭人截獲而告走漏。在巴達維亞的科恩認為事不宜遲，便下令雷約茲船長（Cornelis Reijersz）組成艦隊，並在次年四月十九日向他發出了攻占澳門或占領澎湖並到台灣尋找良港的訓令。
雷約茲集結了八艘船隻，在四月二十日從巴達維亞出發，沿途又陸陸續續有其他船隻加入，共十六艘船隻（其中兩艘是英國船）一三○○名士兵在六月二十二日開到了澳門。
六月二十四日，雷約茲親率六百名士兵登陸澳門。但是如同前幾次一樣，葡萄牙人利用大砲優勢，擊敗了荷蘭人的進犯，其中耶穌會教士更屢敗荷蘭人的進攻。最後，荷蘭人有一三六人被殺，一二四人受傷，四十人被俘虜。被俘的士兵，後來都被葡萄牙人押去建造砲台和城牆。
雷約茲慘敗後，兩艘英國船和一艘荷蘭船退出了在中國沿海的活動，向平戶駛去，三艘留在澳門外海監視葡萄牙人，兩艘前往廈門附近海面活動，剩下的七艘由他率領，按照科恩的訓令，直駛澎湖馬公，於七月十一日從紅木埕登陸，占領了澎湖。
這時，正好像一六○四年八月七日荷人初占澎湖時一樣，正值春秋駐守汛地的士兵已經撤守，但是還有十艘左右的武裝中國帆船在各島中間監守，但沒有對荷蘭船採取任何行動，另有一些漁船看到荷蘭船來到，也跑掉了，因此荷蘭人順利占領了澎湖。
雷約茲一到澎湖，準備長期留駐當地，第二天便派員巡視，打算在此選址築城。 七月二十六日，他又遵照科恩的訓令，在一名已在台灣捕魚兩年並熟悉大員情況的一名中國漁民的嚮導下（報酬五十里爾），向著他所聽說的台灣良港大員（今台南安平）進發，前去實地勘察。第二天中午就到了大員，在附近測探，他在七月三十日的日記記載：「七月三十日，星期六，晨，天明即入港。⋯⋯海岸多山丘，有叢林散播其間，在稍遠處見有樹木和竹林。但要得到這些材料，甚為困難，若能得到材料，則在港口的南邊，很適合於築城。築城以後，外船即很難入港。」他還提到：「每年有日本帆船二至三艘來到此港進行貿易。⋯⋯中國人方面，每年有三至四艘帆船載絹綢來此，和日本人交易。」但是雷約茲此行沒有看到什麼人，只有一艘漁船，他未能和漁船的人交談。就在七月三十一日這一天，他又回到了澎湖。
雷約茲這次的台灣之行，對日後荷蘭人被明朝官員趕出澎湖後決定留在台灣，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雷約茲回到澎湖當天，他召集了評議會議，商談到底應該到大員去還是留在澎湖。評估結果，認為大員離大陸較遠，澎湖比較不怕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攻擊，還是留在澎湖為宜。八月二日荷蘭人開始在風櫃尾（澎湖本島西南端）造堡築城，準備久居之計。
但是，澎湖是一些小島組成的群島，除了漁產外，無法供應荷蘭人的日常生活所需。七月十九日，以荷蘭地名「格羅寧根」（Groningen）和「大熊」（Bear）為名的兩艘船隻開到廈門附近海岸，尋求補給和貿易機會。此後一年多期間，荷蘭船隻不斷進出中國海岸，搶劫中國船隻和登陸打劫村莊，見人就抓，綁到澎湖去築城；同時掠奪物資、牲口，把中國人的船隻和村莊燒燬。在雷約茲入侵澎湖的時候，擔任福建巡撫的是商周祚。據與他打過交道的荷蘭人後來的記載，此人住在福州離開福建巡撫衙門約一哩半路程的豪宅大院中，養著十六個老婆，因此可能是個大貪官。但是職責所在，他在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十一月底（陰曆十月下旬）荷蘭人在廈門鼓浪嶼燒殺搶劫以後，向皇上上了一個奏章，陳述廈門官兵如何與荷人博戰。在廈門市市中心的鴻山寺後面曾有一處當日參戰將領們的石刻，記述他們「到此攻剿紅夷」。
雷約茲在經過幾個月的搶掠後，深覺這樣長期下去不是辦法，因為他到中國的初衷畢竟是通商貿易，單是打家劫舍並不能實現貿易目的，因此在手下的大部分船隻陸續回到澎湖過了在中國的第一個聖誕節以後，於一六二三年一月中旬帶著首席商務員梅爾德特（Johan van Melderd）12 啟程前往廈門，要求與當地官員交涉通商事宜。但是廈門當地的官員不敢負責，要他們一行前往福州面見巡撫商周祚商談。
雷約茲等人從廈門到福州走了二十幾天，每幾里路就被福建地方官員接到大房子裡去休息一番，接受國賓一樣的招待。一路上他們與熙熙攘攘的行人擦肩而過，有時因為路人太多，幾乎動彈不得。這時明朝統治的敗像雖然已經到處呈現，但是社會昇平的景象，依然在閩南地區展現無遺。
商周祚在福州接見了雷約茲後，表示荷蘭人須先離開澎湖才能與他們開展貿易，同時他也可能應允荷蘭人前去台灣。雷約玆表示這不在其權限之內，須待巴達維亞的訓令。雷約玆也要求中國船隻不得前往馬尼拉與西班牙人貿易，最後雙方約定由中方派人到巴達維亞面見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交涉。
但是，就在雷約茲與中國官員達成初步協議後，荷蘭船隻卻仍繼續不斷地在廈門、漳州海面打劫搶掠。例如，二月二十日「格羅寧根號」船長龐德（Willem Bontekoe）的記事錄寫道：「搶到一隻中國帆船和十四個中國人。這些中國人告訴我們，他們是從漳州港出來的，又說雷約茲統帥已經和漳州人訂上了協定；但我們還是照樣搶了這隻帆船，把貨都搬到我們的船上來。」
那些被荷蘭人抓去的中國人，命運非常悽慘，他們被帶到澎湖作奴工，兩個兩個綁在一起，總數大約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人左右，先是叫他們在澎湖群島數處地方挑土造城堡，當中不斷有人餓死、病死，後來剩下的人又都被運到印尼的萬丹，賣給當地人做奴隸。
荷蘭人筆下打劫福建沿海的活動
荷蘭人占領澎湖以後，船隻經常出沒福建沿海，打劫村莊和船隻，以下是當時擔任「格羅寧根」號船長的威廉．龐德古筆下描寫的片斷活動：
（一六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們一齊來到漳州港前，停泊在一個靠近城鎮的小島（指廈門鼓浪嶼），鎮裡的居民都逃走了。我們帶走了四十頭牲畜，其中有幾頭豬，還有很多雞，這些東西讓我們很好地調養了一番。那時我們生病的人很多，得到食物以後，很好地恢復過來了。我們派三艘戰船進港，停泊在一個村莊旁邊，上岸後與中國人猛烈打起來。中國人把九艘帆船綁在一起，點上火，朝著我們漂來，想把我們的海船燒掉，但沒有燒著。我們於同月二十八日開去兩艘大船，用大砲轟擊敵人安著七門小砲的地方。
十二月二日，我們再次登岸去掠奪另一個村莊，同樣把它燒掉。在一個棧房裡，找到了二十一大捆的絲線，我們把這些絲線和前述戰利品一同帶回船上。
（一六二三年）二月十日，商務員牛文來律（Cornelis van Nijenroode，後來擔任荷蘭平戶商館館長）又帶了二十五名火槍手分乘小帆船和小艇登陸，他們走到內陸的兩個村莊，那裡的人都跑了，他們就放火把這兩個村子燒掉，然後回到大船上來。
十二日，派五十個武裝人員去襲擊大陸。我們搶了兩個村莊，看見一些水牛，卻抓不到。我們奪取了幾袋蒜和蔥，進入內陸大約二哩就回船了。
五、撤澎湖，退守大員
時序進入天啟三年（一六二三）夏天。新的福建巡撫南居益來到了福州。此公與商周祚主和的態度截然不同。他一上任就積極謀求痛擊荷蘭人，「痛心切齒，毅然以必誅紅夷為己任。」強將手下無弱兵，當時廈門等地也聚集了一批能征慣戰、善於水戰的將士，以戰驅敵的氣氛瀰漫在金門、廈門海域。
就在南居益上任的同時，五艘荷艦組成的荷蘭人增援艦隊在法蘭斯尊（Christian Franszoon）的率領下，也來到了澎湖。九月底，南居益下令沿海實施戒嚴。十月二十五日，雷約茲命令法蘭斯尊率領五艦出發占領漳州河（即從漳州出海的九龍江主要支流西溪），阻止任何中國帆船前去馬尼拉，並要求獲得在中國自由貿易的權利。雷約茲的書面命令明示，如果中國拒絕答應這些條件，就從海陸兩面對中國宣戰。
法蘭斯尊的艦隊開到漳州港後，透過自願擔任中間人的一位中國商人和這位商人引薦的一位「隱士」的斡旋，向中國方面發出了要求通商的通牒。南居益將計就計，與總兵謝弘儀密商，詐許荷蘭人來到鼓浪嶼。法蘭斯尊果真率領兩艘船隻在十一月十四日駛入廈門。十七日，謝弘儀邀請法蘭斯尊等人上岸簽協議，在府衙設宴時一舉將法蘭斯尊一行約三十人擒獲。同時，中國軍士又帶著有毒的酒到荷人船上供荷蘭士兵食用，但被荷蘭人識破。過了半夜，守備王夢熊突然帶領五十艘火船攻擊荷船，其中一艘爆炸沉沒，另一艘著火後火勢被撲滅。
這一役，使荷蘭人受到了重大的打擊，計被擒五十二人，被殺八人，後來法蘭斯尊等人被押赴北京，處死於西市。雷約茲經此打擊，雖欲報復，但有心無力，只好留在澎湖度過在中國的第二個聖誕節（荷蘭人當時的聖誕節是每年的十二月六日）。可是，此時南居益已準備乘勝追擊，不顧寒冬臘月，下令屬下加緊在漳州、泉州一帶操練水師。
天啟四年（一六二四）正月初二（陽曆二月八日），就在漳、廈百姓沉浸在過年的歡樂氣氛的時候，「守備王夢熊諸將士⋯⋯繇吉貝（澎湖最北端島嶼）突入鎮海港（白沙島東面），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為營，屢出奮攻，各有所獲。夷退守風櫃一城。」
接著，南居益又發動第二次進軍。荷蘭人還是固守風櫃城不走。六月二十二日，前征討倭寇名將俞大猷的兒子俞咨皋率第三梯次抵達娘媽宮（今馬公）。二十四日在娘媽宮前跨海用火砲對準了荷蘭人，形成了包圍的態勢。風櫃城三面臨海，僅背面通澎湖本島各地，為防明軍從陸上進攻，在蒔上澳挖掘深溝，俞咨皋命準備火舟，散布風櫃、岸上和蒔上澳四周，荷蘭人打水和打柴都全被禁絕。
雷約茲在中國人的包圍下，向巴達維亞總部發出了求援的信函，並要求允許撤出澎湖。這時科恩總督已經離任回國，繼任總督是卡本特。就在俞咨皋抵達澎湖當天，接替雷約茲的荷蘭艦隊司令宋克博士奉卡本特之命從巴達維亞出發，於八月一日來到了澎湖。是時，聚集在白沙島的明軍人數已達四千人，船隻一五○艘。到八月中旬，又增加到一萬人，船隻二百艘。宋克不得不派人求見俞咨皋，要求舉行談判。
就在荷蘭人被困，是戰是降舉棋不定的時候，住在平戶的大商人李旦卻突然出現在風櫃城裡。早幾年李旦與荷蘭人在日本長崎、平戶就已經建立了商務關係，在台灣與日本、福建的三角貿易中也早已是一方之霸。他的出現，有生意上的考量，也有他與荷蘭人的特殊關係，更有他為中國官方從事刺探荷人實力和進行斡旋的任務。總而言之，他是面面俱到，公私兼顧。
在荷蘭人從澎湖撤到台灣以後，南居益曾經向皇帝上疏追憶俞咨皋向他提過的計策說，泉州人李旦久居日本，應扣押他的親信許心素的兒子為人質，再由許心素出面勸諭李旦為朝廷所用，離間前往澎湖與荷蘭人交易的日本人，只要日本人不到澎湖交易，荷蘭人的對華、對日三角貿易受到影響，孤立無援，自然會退出澎湖。
李旦果然為俞咨皋所用，相機行事，出面斡旋荷蘭人從澎湖移占台灣。八月十五日，明軍完成了三路進攻的準備，十六、十七日左右，李旦奉命來到了風櫃城。他向荷蘭人提出的方案是，荷蘭人必須撤離澎湖，但是當局允許他們到台灣與中國進行貿易。八月十八日，荷蘭人評議會決定撤離；二十二日與俞咨皋簽訂了協議，同意在二十天內退到台灣；二十六日荷人開始拆城，運米下船，但因東門大樓三層為雷約茲（南居益在奏捷疏中稱他為「高文律」，為荷語commandeur，即司令官的對音）原居處，不忍拆除，南居益督促王夢熊等直抵風櫃城，強行拆毀，於是載著兵員和文職人員的十三艘荷船，開始向著東南方向數十浬外的大員緩緩駛去，結束了他們對澎湖的第二次占領。總計，荷蘭人這次占有澎湖共兩年又一個半月左右。
（本文摘自《大航海時代的台灣》，由如果出版社授權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