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永續成長的公司，一定有設定明確願景與目標的領導者，任用對的人並用心照顧利害關係人（員工、顧客、合作夥伴），建立明確的治理與制度，並具備求新求好與的企業文化。而大多數的失敗，都是奠基於多年前的疏忽或不作為，所以作為一個領導者，要能見微知著，理解公司經營的思維脈絡。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創業者共創平台基金會顧問林志壵在研究史學的經典書《萬曆15年》中，看出了大明帝國由盛轉衰的關鍵──優柔寡斷消極無為的最高領導、抗拒改革的體制與文化、妥協於既得勢力的掌權者，以及與人民現實脫節的施政。

尤其書中結尾處有段話，精彩點出中國傳統文化中讓強盛無法持續的關鍵：「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個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同樣的道理放在幾百年後的企業管理及領導統御，完全不過時。

林志壵認為，這本書雖然不是一本經營管理書，但作者見微知著，抽絲剝繭地從毫不起眼的事件中找到關聯與脈絡，輕鬆地讀一個歷史故事，也能讓人帶來一些省思與啟發，也許會讓企業經營者也開始關注自己組織中的「弱信號」。以下為精選書摘：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西根大學歷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5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

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一書。當時正值臺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133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餘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

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云亦云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民窮」的原因在法律腐敗和政府低能

比如，過去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汙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16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占農村收入的9％，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1至5％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占收入的50％。

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竟達700萬英鎊，折合約銀二千餘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複雜。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21年（西元1388年），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於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試驗一年以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

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只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西歐各國在14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

衰敗主因：維護農業經濟、不發展商業

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萬曆20年（西元1592年），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27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與此相似，全國佈滿了這短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位，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在明代萬曆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向資本主義經濟進展。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換為貨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眾的制度，它把原來屬於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累愈多，它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了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才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張瀚所著的《松窗夢語》中，記載了他的家庭以機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云云，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為信史。

同時代的書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徵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從堪輿家的眼光出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致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3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才鄉試中式。

制度殺人，從天子到庶民都遭殃

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筆者以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在上述前提之下，對具體歷史人物的具體評論，就難免有與國內外明史研究專家有出入之處。例如萬曆皇帝，歷來均以為昏庸，讀者在讀畢本書以後，也許會認為筆者同情這位皇帝。如果真有這樣的批評，筆者將不擬多作辯解。因為本書論述萬曆，本在於說明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

又比如海瑞，這也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在本書中專設海瑞一章，意在向讀者介紹當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態。有關16世紀地方行政的資料不多，沈榜的《宛署雜記》所載，為京師的情形而非一般概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過於瑣碎，唐鶴徵的敘南直隸、歸有光的敘浙江長興縣，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遺墨，涉及當日地方政府的各個方面，最具參考價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們對當日的情形有更具體的瞭解。

當然，問題還遠不止此，比如何以萬曆的立儲問題業已解決，而爭執卻綿延不斷？何以島國日本可以侵犯中國，而中國卻不能遠征日本？何以當日的西歐已經用火器改進戰術，而中國還在修築萬里長城？何以人人都說海瑞是好官，而他卻偏偏屢遭排擠？這些具體問題，無疑和上述總的癥結密不可分，然而卻各有其特殊的原因。

中國的過去，禁忌特多，所以說話作文時有隱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諷今。本書論述明朝時事，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16世紀的歷史而發的。當然，以古為鑒，今人也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這本《萬曆15年》，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面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

本文摘錄自《萬曆15年》，由陶德三先生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