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領導者已經習慣從報表、技術與市場趨勢中尋找變革的訊號，現在，不妨抬頭看看，一場更深層、更具顛覆性的結構轉型，正發生在企業的組織核心——也就是員工與新世代身上。

在過去，企業建立組織的邏輯是基於「績效主義」，相信激勵機制能驅動人才展現狼性；但在今日，年輕一代的經濟穩定感，越來越多取決於「繼承」而非「薪酬」。《繼承經濟》（Inheritocracy）作者伊麗莎．菲爾比（Eliza Filby）透過大量的訪談與深刻的觀察，揭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商業環境變化：財富的流動模式已經改變。

她直指一個殘酷的現實：如果你未滿 45 歲，決定你人生機緣與生活品質的，往往不再是你的專業能力或勤奮程度，而是你「父母銀行」（Bank of Mum and Dad）的財力深度。

尤其，在房價飛漲、教育競爭與經濟不穩定交織的背景下，家庭資源已成為個人成敗的關鍵催化劑。這種現象不僅牽動著中產階級集體的焦慮，改變了年輕一代的獨立時程，讓許多人成為「延遲成年」的大小孩，更深刻影響了人們的職場選擇。

對領導者而言，《繼承經濟》提供了三個關鍵的策略思考點：

第一，人才競爭力的重塑。當員工的經濟底氣來自家庭而非公司，傳統的升遷與獎金制度是否仍具備足夠的吸引力？領導者該如何激勵一群「不為五斗米折腰」或「因房價絕望而躺平」的新世代人才？

第二，跨世代財富轉移的市場機會。史上規模最大的財富轉移潮正在發生，我們的社會已經朝向「加速童年、推遲成年、否認中年、重新定義老年」的社會，這將如何改寫消費行為、投資偏好以及高端服務市場？

第三，企業接班與社會責任。在「繼承經濟」的浪潮下，企業如何平衡家族傳承的穩定性與專業人才的流動性？創造一個更具活力的創新環境？

這不僅是一本社會觀察報告，更是一本關於未來勞動力管理與長期戰略佈局的領導人指南。作者提醒我們：面對一個由「父母銀行」支撐的時代，如果不理解財富如何影響這一代人的底層邏輯，企業將無法重新找到驅動員工成長的新動力。

以下內容摘自本書內文：

父母永遠都會幫助孩子應付人生，這是自然的人類本能，也是超級富有或貴族階級的期待與理解。然而，近年來，父母資助二十幾歲小孩的情況愈來愈普遍，並隨著財富落差擴大，愈來愈是各個社會中難以撼動的特徵。

從歷史上看，一般會期待父母幫忙出婚禮的費用，有錢的中產階級可能還會幫忙買房子給新人住。然而，近年來，有證據指出父母幫忙支付婚禮費用的比例實際上在下滑。二〇二一年一項調查指出，僅36％的家長會幫忙支付孩子的婚禮費用，但有42％的父母輩說他們自己的婚禮在經濟上得到過父母幫忙。[當然，愈來愈多千禧世代根本選擇不婚，但如今也有三分之一的夫婦自付婚禮開支。我結婚時，出於原則之故，我想要自己付我的婚紗，不想要未婚夫或任何家人插手（也因為婚紗的價格讓我不好意思）。而資助婚禮費用的情況減少，坦白說，真正的理由是，年輕人比較希望父母的資助放在更有實益而更難達成的項目上：購屋存款。

在二十一世紀，父母銀行有更明智的投資選擇。親職變成了一種三十年的財務承諾，要付最多錢的時機點，落在小孩十八歲之後。這表示，千禧世代定義自己與父母的關係，與嬰兒潮世代（甚至是X世代）定義自己與父母之間的關係，兩代間出現了斷裂。才經過幾代，多數家庭內的財務流向就已經大翻轉了。十六歲以後還住家裡就應該拿家用給父母（我母親就是這樣），這種觀念已經消失，如今，在多數（當然不是全部）家庭內，錢的流向都是向下而不是向上。

父母銀行（BOMAD）一詞約出現於二〇一四年，同年也出現「#adulting」標籤主題，這並非巧合。這代表我們終於發明出用詞，用以描述社會中新興的依賴文化。二〇一六年森寶利超市針對家庭財務做了一項調查，得出的結果：平均而言，不管自己有沒有能力，家長預期資助孩子到他們年滿二十一歲。調查也凸顯出家長會為了資助成年子女而負債，資助子女生活費用的金額比他們自己未來的退休金多兩倍。我們都錯誤假設所有慷慨的父母都是因為他們付得起。當然，家裡的錢不見得一定都是往下流動；有一大部分的千禧世代（有人計算達49％）某個時間點必須資助父母。不同的文化在跨世代間的資助、照護與生活方面也有明顯差異，如同阿麗娜所說的。父母銀行的力量，在於能取用幾十年來累積下來的財富，尤其是房地產。在這樣的經濟體制下，第一代移民的處境特別不利。對他們的下一代來說，除了已經要面對的語言障礙、階級與文化差異等挑戰之外，這又是另一項難題。我的一位受訪者就這麼說：「對於某些移民的小孩，與其他可以靠父母的同儕相比，這就好比是雙重或三重困境。」

近年來，年輕人要能度過疫情與物價危機帶來的災難效應，主要就是靠著父母的幫忙。從二〇二〇年三月到二〇二一年五月，嬰兒潮世代和X世代為了資助家人總共掏出了八十二億英鎊，其中有11％來自於由英國財政部花大錢的強制帶薪假方案。受惠最深是二十五到三十四歲這一群人。這可能是因為這群年輕人有些還住在家裡，三十五歲以上的人則認為自己到了應該要自立門戶的年紀了。整體來說，二〇〇八年危機之後出現的情況到了二〇二〇年之後已經司空見慣，父母輩的如今已經預期他們要消化成年子女遭遇的經濟衝擊。 然而，對富裕階級來說，父母銀行不是急用時的提款機，比較像是一輩子的投資帳戶。

他們拿到的，是某些經濟學家講的「生前繼承」（living inheritance）。以英國一些繼承法律規定來說，要把財富傳承給下一代，最高效的方法是活著的時候就做，有愈來愈多家庭就這麼辦。每一年，父母子女之間的非正式贈與或借貸約在一百四十億到一百七十億英鎊之譜，在任何一段以八年為期的期間內，都有30％的英國年輕成人會拿到一大筆錢。這裡要講清楚，在我們這套繼承經濟下，真正享有特權的人，是父母還在世時就能得到一部分遺產的人（也就是說，他們在人生很早期就有錢了）。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朋友群內以及與整個大社會裡造成了差異。比起等著之後才能繼承或是根本什麼都拿不到的人，拿到一大筆錢的人，可以更早在房市階梯上往上爬，累積自己的財富與創造出經濟穩定。

富人的跳板則有強化功能，讓他們最終能買更好的房子，繼承遺產時發揮更大效果，累積更多財富，蓄積年金，通常也不用擔心養兒育女的經濟成本。這樣的差異決定的，通常就是誰可以平平順順邁入成年，誰又永遠卡在門檻邊。英國年金基金供應商年金蜂（Pension-Bee）公司的公關主任貝琪．歐康納的講法最簡潔有力：「父母成為子女邁向成年的守門人。前一代的財富最終決定了能達成哪些、不能達成哪些里程碑。」

地區性差異也很重要。英國西南部和東南部的家長給予早期繼承的情況，比蘇格蘭、英國西北部或東北部的家長多了兩倍。父母的狀態是有用的預測指標，可以推估小孩可能拿到多少：父母如果是租屋族，小孩要買房時不太可能收到超過五千英鎊以上的贊助；父母如果有大學學位且有自用住宅，小孩則平均可以拿到二萬六千英鎊。我想起大衛．維列茲在接受我採訪時講的話：

你如果檢視贈與的數字，我的建議是把數字乘以十；這方面很難量化。數字很大。除了財務之外，父母也會提供多方協助……我們多半用錢想，但有時候的贈與是時間或是住處。當你要存錢時給你一個地方住；幫忙育兒，替你省下育兒成本；或是間接付掉私立學校的學費。

換言之，錢並非唯一的優勢，買房基金也不是。如果你母親住在附近，一個星期可以幫忙顧小孩三天，或是你父母住倫敦，你可以搬回家住把錢存下來，這些東西跟任何贈與一樣有價值。

然而，這裡有一個明顯的問題。以上講的前提都是傳統的家庭架構，有愈來愈多家庭的現實不是這樣。嬰兒潮世代的離婚率已經來到高點，混合型家庭如今是成長速度最快的家庭類型，過去十年的增幅達66％。顯然，多數和父母銀行的相關數據都假設雙親健在而且還在一起，這並未反映出家庭單位不斷變化的現實。這一點會變成問題，因為混合家庭不管再怎麼和諧，在繼承／贈與的動態上都會造成一定的複雜性，有時候甚至是經濟面的不利。如果第二段婚姻下的小孩比較年輕尤其會這樣。這種情況會導致處於不同人生階段的手足與繼手足爭奪優先權。換句話說，如果你的父母還在一起，就算從父母銀行沒拿到什麼錢，但你很可能得到比較多支持，也比較可能確定能繼承，會好過來自富裕家庭但父母離異又再婚的人。

（本文摘自《繼承經濟》，由麥田出版社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