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進入第四個年頭，大家都開始學會與病毒共存的新生活方式。過去三年來，對於台灣防疫政策的各種討論從未停過，但絕大多數都是從公共衛生與醫療照護角度，反觀從社會、經濟、產業、勞工等角度的檢討相對較少。
有鑑於此，由緯創資通董事長林憲銘發起，邀集上騰生技董事長張鴻仁、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全球衛生中心主任紀駿輝、台灣健康經濟學會理事長連賢明共同籌辦，並由緯創人文基金會、台灣健康經濟學會、台灣經濟學會、政大台灣研究中心、政大創新國際學院、奧勒岡州立大學全球衛生中心聯合舉辦「台灣防疫政策的檢討與省思--健康與社會經濟論壇」，專家學者與產業代表齊聚一堂進行對談，會中從不同角度探討疫情的衝擊，並提出多元且精闢的觀點與具體建議，提供未來應變的決策參考。我們特別整理精彩內容摘要，並分三篇刊登：
張鴻仁：初期成功堪稱全球典範，中後期的整備與醫療量能均顯不足
張鴻仁/上騰生技顧問董事長
從各國的防疫成果來看，各自都有表現不錯的部分。2020年初南韓是防疫破口大開、但能快速動員的典範；2020年德國雖擋不住病毒，但有充足的醫療資源可降低死亡率，也是一種典範；新加坡在2021年7月的Delta病毒流行時，就決定與病毒共存，是有秩序地從「嚴控」到「與病毒共存」的典範；日本則是佛系防疫的典範。而台灣在2020年初成功將病毒阻於境外，是保持正常經濟活動的典範。
台灣第一階段的成功典範值多少錢？如果跟可對比國家相較，台灣維持原有的經濟成長率，但其他國家則是明顯衰退，一正一負之間就相差10個百分比，以台灣GDP新台幣20多兆元計算，10%就值2兆多元，而且還要計算後續累加的效果，這個成績非常不容易。
台灣能夠防疫成功，醫療體系功不可沒。2020年春節期間，我所有醫院院長的朋友，第一時間都取消休假上班，這種精神相當值得敬佩。相較於香港的醫療體系偏向資本主義，台灣無論公私立的醫療體系，都更接近社會主義；台灣的醫療量能有些不足，如果一開始就跟南韓一樣沒有守住疫情的話，由於我們的動員能力不如南韓，後果可能會跟香港一樣慘。
我們的健保福利世界第一，很多人都從美國回來台灣就醫，但我們的醫療體系不夠好，只是民眾比較沒有感覺。醫療是非常在地化的產業，民眾都是自己跟自己比較，覺得醫生護士對我們很好，但並不清楚某種疾病可能在國外有什麼仙藥，或者在美國、新加坡已經擁有更好的治療方式。
這一次的新冠疫情，台灣離「震央」最近，但在疫情之初能夠決勝境外，成為全球極少數經濟正常運作的國家，無疑給大家產生非常大的信心與價值，不過也可能因為初期的防疫太成功，我們在買疫苗、打疫苗時都有所遲疑。
除了疫苗準備不足之外，2021年5月當疫情出現破口之後，也暴露出部分地區尤其是新北市醫療資源不足的窘境，病患要送到桃園甚至中南部的城市。過去我們公共衛生政策的假設是，當新北民眾需要醫療資源時，要不就到林口長庚、要不就到台北市，使得新北本身的醫療基礎建設在六都中敬陪末座，在此次疫情中更是展露無疑。
另一個比較可惜的是，台灣未能師法新加坡在2021年有序地和人民溝通「如何與病毒共存」，雖然部分醫師一直建議、無奈民意不支持，政府直到2022年初仍執著於「清零」的迷思，以致Omicron疫情大爆發時，政策趕不上病毒。所幸各地政府與公共衛生體系、醫護人員展現韌性與執行力，才勉強過關。到了這個階段，地方公共衛生系統取而代之扮演防疫先鋒，也顯示指揮中心已從「中心化」變成「去中心化」的結構。
如果要從幾個面向替台灣的防疫表現打分數，我個人覺得2020年我們的反應力(responsiveness)可以給將近100分，但在中後期的整備力(preparedness)略顯不足，2021年與2022年只能分別給60分及40分，至於醫療量能方面則是靠著基層醫護人員的血汗勉強支撐，韌性(resilience)部分仍有加強空間。
我們究竟從這次防疫學到什麼經驗？不妨看看美國的例子。2020年疫情爆發之初，美國總統川普就主導通過以200億美元採購7支疫苗，但最後只用了2支疫苗，美國上下卻沒有責難，因為美國認為防疫形同作戰，相較於生死存亡，錢都是小事。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台灣，台灣媒體一定會大罵亂花錢、打水漂、質疑誰污走錢等，這會讓主其事者動輒得咎，尤其買疫苗不可能買到剛剛好，不是買不夠、就是買太多，在台灣當然就不敢超前採購。
台灣的人均GDP剛過三萬美元，也跨進了中等收入陷阱。整個社會要思考的是，我們要選擇什麼？生命比較重要還是錢？台灣人現階段還是覺得錢比生命重要，這是不對的事。我們也期待政府要做對的決策，即便這件事是違反多數民意的，政府要在制度上保護指揮官不受政治影響，並且努力以證據理性說服民眾。
紀駿輝：疫情的連帶損傷值得關注
紀駿輝/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全球衛生中心主任
我在接受國際媒體採訪時一再強調，這波疫情其實是可以預防的，如果不是源頭的中國掩蓋疫情，完全可以避免疫情大流行。根據多位中國學者在著名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及刺絡針(The Lancet)和其他期刊發表的論文，提及他們從2019年11~12月就開始蒐集新冠病例的資料，亦即中國政府可能早在2019年10月甚至9月就知道武漢病毒已經出現。
一般來說，大家比較關注民眾死於COVID-19疫情的狀況，但相對忽略到所謂的連帶損傷(collateral damages) ，比較明顯的有經濟、教育、心理衛生與壓力、憂鬱症、家暴等情況，較不明顯的則是造成不平等的擴大，像是不同行業間失業機率的不平等、增加其他疾病的罹患率及死亡率、長期隔離對人際關係與社會親和力的影響、緊急處置手段對民主與人權的傷害、假訊息及錯誤訊息等。
舉例來說，美國疫情期間各行業所受衝擊不一，其中以餐旅業、油礦業、農業及自由業、交通業及水電業的失業受害影響最大，因此造成不同行業間失業機率的不平等；另外，不同工作場域其感染風險也有差異，多數國家的長照機構都以女性工作者為主，加上性別不平等的因素，使得女性暴露在較高的染疫風險中。
在教育方面，教育平等是改善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工具，但社會不平等在疫情中讓教育不平等的情況更為惡化，造成疫情當中很大的連帶損傷。事實上，202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提出警示，希望各國學校盡可能維持實體授課，因為資源不平等的緣故，在資源匱乏國家，遠距教學接近於沒有教學。
大家或許很難想像，許多非洲學童只能用收音機單向學習，即便是經濟高度發達、高收入的日本，疫情期間透過遠距教學，也有部分學生因無法使用高速網路，只能透過傳統電話學習，美國的低收入家庭孩童也只能用電話聽課，嚴重影響學習成效。美國奧勒岡州的研究報告就顯示，兩年疫情下來，受到遠距教學的影響，中小學生的教育水準下降很多，包括文字與數學能力都受到影響。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2010~2019年全球貧窮的狀況一直穩定改善，但受到疫情影響，消除貧窮的長期努力又受阻；疫情爆發的2020~2021年，包括俄羅斯、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貧窮人口又再度增加，最富有的人財富反倒增加，貧富差距再度擴大。
對台灣來說，我們不但要從大疫情中思考兼顧生命與生計的衛生政策，也應特別關注社會面的影響，例如對不同業者及群體感染風險的不公平、工作場域缺乏彈性友善的遠距工作環境、勞工權益及移工的人權維護不足、遠距醫療建設稍嫌不足等問題；此外，整個醫療體系將資源集中在防堵COVID-19，使得其他疾病被疏忽，也會增加其他疾病的罹患率及死亡率。
疫情的大流行不僅是健康衛生的問題，也是政治、經濟、社會、全球地緣政治、人道的多重危機。根據研究，疫苗對於防止重症與死亡非常有效，在2021年底到2022年初，因為Omicron變種病毒的出現及疫苗的普及，幫我們結束疫情；但除了生物疫苗以外，社會疫苗也是重要工具，我們需要同理心、創意、應變，讓社會更有韌性，也讓大家都有公平公正的機會，能夠有保障及安全地生活。
美國這次的防疫成績究竟如何？前任總統川普在2020年疫情剛開始的頭兩個多月一再強調疫情是假訊息，成為美國防疫的最大困難，所幸美國是聯邦制，衛生政策每一州都不一樣，這種去中心化的結構，提供美國防疫很大的補救機制。美國實際執行防疫政策的是州政府、縣市衛生局，因此經常出現中央與地方不同調的情況，例如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所在地--亞特蘭大市長宣布要戴口罩，但其所在的喬治亞州共和黨籍州長因支持川普，禁止任何城市、政府機構、與私人企業規定戴口袋，德州、佛羅里達州也是跟川普唱同調，至於西海岸三州包括奧勒岡州、東北、北部幾個州，則是採取比較積極的防疫政策。
受到川普的影響，美國一開始防疫嚴重落後，前兩年堪稱非常失敗，但川普卻做對一件事情，他投資龐大資本快速發展疫苗，即便背後有其競選連任的政治動機，但不可否認疫苗研發成功確實使後來的疫情出現轉折。Omicron的情況非常接近流感，具有高傳染力、低重症率、低致死率，但沒有疫苗可以防止感染，因此美國自2022年1月起就鬆綁防疫管制措施，間接的放任民眾感染，縣市衛生局也開始不做疫調、有些甚至也不做COVID-19感染個案的統計，把有限資源與人力集中去保護老弱，並將防疫重點從防止感染轉到防止死亡與重症。這部分台灣的腳步稍慢一點，美國相關作法仍有值得學習之處。
連賢明：開放國境時機的社會經濟觀點
連賢明/台灣健康經濟學會理事長、政大創新國際學院副院長
就公衛指標來說，台灣的防疫表現相當不錯，尤其在採取比較低度限縮的措施下，就達到不錯效果。根據彭博(Bloomberg)的韌性指標，台灣在疫情發生前段表現非常好，中間因為疫苗施打較慢而有些落後，後面才又急起直追，第三階段又掉下來，主要是因為較慢開放、航班沒有完全恢復，且病例數比較多的原因。
台灣何以這麼慢才開放國境？我們可以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討論。首先，台灣的經濟發展以國際貿易為主，只要成功將病例擋在國外，台積電有亮眼表現，整個製造業都維持不錯動能，就能確保台灣的經濟發展不會衝擊太大，2021年創下6%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就是最好例子。
從亞洲鄰近國家的觀光型態來看，日本、新加坡是入境人數比出境人數多的觀光順差，台灣、南韓則是出境比入境多的逆差，台灣的觀光收支入超達200億美元；如果沒有開放國境，這些人留在台灣旅遊，經濟反而會變好，因此是否開放旅遊對台灣影響相對較小。
至於台灣內需產業，短期都曾受到疫情衝擊，但在疫情控制得宜後，市場需求很快就反彈回來。第一波爆發嚴重疫情時，2020年4月台灣零售業營收最多掉了10%，2021年第二波又掉了13%，2020年4月餐飲業第一波也掉了10%，第二波2021年6月則掉了40%；這些內需行業雖然影響到就業人口，但在出口導向的經濟結構中，佔整體產值的比例不高，尤其市場反彈很快，病例數減少後大家很快就放心出來消費，且這些行業可以提供補助措施，因此比較沒有反應到政策上。
另一個關鍵原因，在於民眾對開放國境看法相當分歧。或許是前段的防疫作為太成功，全民都團結一致將疫情當成敵人在對抗，到了第三階段要求大家與病毒共存時，整個心態很難轉換。對於是否要開放邊境、國際交流，幾乎是一半贊成、一半反對， 其中金融、飯店、餐飲業傾向於贊成，但製造業、教育、軍公教都傾向於反對，即便台灣的疫苗接種率已經打到世界前幾名，但各界對於是否開放國境仍是猶豫不定。
防疫政策對經濟難免產生不對等的影響，可再強化經濟受疫情影響的分析，例如網路相關產業多數是受益者，很難遠距的產業勞工就成為受害者，未來制訂公共衛生政策時，如何兼顧經濟的穩定與成長、公平性，並照顧弱勢產業就很重要。
國外研究發現，在這波疫情衝擊下，受傷最大的是跟人接觸、提供服務的行業，像是便利商店、連鎖餐飲業、遊樂園等，勞工受傷都非常嚴重。相較而言，2008年金融衰退時，不同所得的勞工普遍受到衝擊，但這波疫情對特定行業影響較大，白領階級可以遠距上班，影響比較輕微，但迪士尼、餐廳關門，勞工連遠距工作的機會都沒有。
在此針對未來政策提供三大建議。第一，防疫決策幾乎都是公衛、流行病、醫學專家，較少評估對經濟的影響，未來可納入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特別是多考慮醫療經濟專業，提供更多元思考。第二，善用多元即時管道評估疫情影響，疫情需要在很短時間內做決策，幾乎每天或每週都需要有數據來評估，但主計處統計資料最快都要等上一個月、一季，有點緩不濟急，可以參考財政部統一發票資料、海關報關資料、勞動部勞保投保資料等，這些比較即時，幾乎每週都可取得。第三，學習「成功為失敗之母」的教訓，過去的SARS經驗讓COVID-19早期預防非常成功，但也造成後期開放變得困難，如何及早理性溝通、說服民眾進行轉換就很重要。
蔡培元：重新檢視勞動政策
蔡培元/政大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勞工陣線副理事長
我從勞動與社會福利的角度來討論疫情影響。台灣不像其他國家有封城或嚴格管制，因此疫情對失業率的影響不大，2021年6月失業率最高到4.8%，但相較而言，歐美的失業率平常就比這個數字還高。如以不同產業來區分，住宿及餐飲業、支援服務業(如租賃、人力仲介、旅行、保全、清潔服務等)的失業衝擊較大，最高達10%以上，另外運輸及倉儲業也有不小影響，其他產業的影響都不大。
根據勞動部統計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的通報案件中，2021年8月最高時有將近5,000家，較多的是支援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批發及零售業，最多時影響約8萬勞工，但因為減少工時規定薪資不能低於基本薪資，有些企業或許沒有通報，這個數字可能明顯低估。可以參考另一個調查數字，因經濟因素工作少於35小時的勞工，2021年6月最高時達98.4萬人，佔所有勞工的8.95%，相較於2021年4月前僅有20萬人左右大幅增加，亦即只有約1成勞工被企業通報減少工時。
疫情正好是重新反思勞動政策的好時機，在此我提出幾項建議。就業保險法的僱用安定措施，規定就業保險失業率如果連續三個月超過1%，雇主可以辦理僱用安定措施，但由於這個數字一直低於0.8%，導致僱用安定措施從未啟動過；這個門檻過於嚴苛，建議可以取消啟動門檻，中央主管機關在必要時就可發動，如果這樣的話，2021年中疫情最嚴重時就能幫助很多勞工。
我也建議加強接受纾困企業的社會責任，例如不得解僱勞工、強化勞資協商、誠實納稅、納保等，同時可檢討放寬「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因執行職務染疫的傷病給付認定標準，此外像是家庭照顧假沒有給薪的規定、在家上班等彈性工作方式的選擇、移工保護的強化、脆弱勞動者的積極介入與社會福利支持等，也都值得再重新檢視。
從2020~2021年疫情急難紓困的實施計畫來說，也有一些檢討空間。例如在紓困資格與給付方面，這項計畫的名稱叫做急難紓困，卻是採用社會救濟的審查方式，申請者必須提供家戶所得資料、就業失業證明、所得損失證明等，但很多人提不出來，會拖延到審核及發放時間，未來可以在急難纾困與資格審核之間取得更好平衡。
其次，現在以家戶為單位的制度設計，其中一項紓困資格標準就是看家戶存款，但很多家庭的組成結構早已跟過去不一樣，資源未必能流通，這種制度是否需要修正也可以再思考。另外，針對就業狀態與收入減少的舉證責任要求，也可以再放寬，畢竟很多弱勢勞工都是領現金或日薪，有些企業也不願意開證明，都會增加舉證難度。
在行政方面，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行政協調可以更加暢通。實施紓困計畫時如果地方政府沒有足夠時間準備，或者證明文件要求過於繁瑣，都會增加行政人員的負擔；而政府跨部會資訊的整合也有待加強，例如要求申請人沒有加保其他保險、但勾稽時出現困難，到現在都還有單位在追繳民眾溢領的錢，其他像是戶籍與居住地制度、申辦程序的電子化等，也都存在檢討改善的空間。
疫情發生三年以來，對產業結構造成很大變動，未來許多變革勢將牽動勞動環境，我們期待政府政策能扶助產業界勞工，並協助勞工轉型。
隨著各行各業導入自動化生產及AI，勞工就業機會將隨之減少。世界各國對此都在推動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一方面協助技術較陳舊、會被淘汰的勞工，透過培訓轉到其他產業；另一方面，針對較難轉職的勞工，則提供更多社會保障與福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供勞工社會福利的同時，也要給予一些條件，要求其接受教育及職業訓練 後，再回到勞動市場，讓職訓或社會服務與市場之間更能接軌，現階段這部分執行沒有很連貫 ，後續雇主與勞工、工會團體之間可針對雇主需要何種勞工、勞工職能應如何調整等問題有更多溝通，讓勞僱之間從對立關係變成共好關係。
